形成结构合理、保障有力的农产品有效供给

原来这两年生猪价格一路走低，根本原因在于供大于求。他和乡亲们一再将养殖的生猪减量，是市场调配资源的表现。自身经历让他清醒地认识到，在经济新常态下农业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他自己投资30多万元建养殖小区，和金锣、六合签订协议，用公司+农户的形式养猪，就是主动寻找新出路，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

供需关系决定销路和价格，这是市场经济基本原理。鱼满塘、谷满仓却并不一定能带来钱包鼓、收入涨。分析、适应、引领、创造需求，针对如何缓解“卖难”，“两会”代表和委员呼吁要着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使农产品供给数量充足、品种和质量契合消费者需要，真正形成结构合理、保障有力的农产品有效供给，实现农产品供求由低水平平衡向高水平平衡跃升。

三量齐增，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指出，近两三年来中国粮食局面令人困惑，国内粮食产量、进口粮食数量、社会库存总量连续出现了“三量齐增”。究其原因，“一是因为粮食供求的品种结构存在突出矛盾，二是我国粮食生产缺乏价格竞争力。由于各种因素，从2012年底，我国粮食价格持续大幅度高于国际市场。但根据关税配额制度，能够进口到我国市场的三大谷物在数量上是可控的，其总量不会超过我国目前谷物总产量的4%。”陈锡文说。

事实上，当前我国粮食市场受进口冲击大的品种，主要是非关税配额管理的品种，如大豆、大麦、高粱、玉米酒糟以及木薯等，作为主要在饲料行业玉米和麸皮的替代品，这些进口产品构成了对我国玉米市场的严重冲击，迫使相应数量的国产玉米失去了市场，不得不进入仓库。这是引发粮食“三量齐增”的另一大原因。

“当务之急，是加快推进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的改革，粮食购销中最突出的矛盾是玉米，对玉米实行‘市场定价、价补分离’改革已势在必行。”

调结构，归根结底要顺应市场规律，“我国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农业就要更加注重效益和质量，符合人们的饮食需求。”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巴南区区委书记李建春表示，“过去为了追求产量，施化肥、用农膜，量增加了，质下降了。我们现在温饱问题解决了，重视粮食的品质和生态环境自然而然提上日程。”

把脉开方，下一步将落子何处

“农业供给侧改革不是聚焦数量问题，主要是结构和效益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河北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王海波说，“调结构不是简单的传统农业结构调整，而是从农业当中开拓一系列高效新兴产业，分流庞大的农民数量。不从农业整体考虑，不调整好大结构，即使全都调整成优质粮食产品，也依然解决不了问题。”

王海波表示，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农产品加工经营模式，农业提效模式，需要引入企业化的管理机制，真正实现产业化经营和市场化管理，适应市场需求。

打铁还需自身硬，“农产品种植模式落后，产业化、品牌化程度不高等，是造成‘价低卖难’的主要因素。”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大学生物技术学院院长夏庆友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要妥善解决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问题，未来应做精细考虑，“不仅要培育适合当地生态条件的品种，而且在农产品生产和加工过程中还要加入当地的生态文化，这样不仅能生产出有差异化的农产品，而且容易打出市场品牌，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提高农产品质量和竞争力，农业设施建设是基础。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安达市劳动转移办公室那辉介绍，黑龙江省提出了“减玉米、稳水稻、增大豆和杂粮、扩果蔬和草蓿”的调整方向，但要支撑调整，亟须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如旱改水工程、建蔬菜大棚等，资金缺口很大。需要加大对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的扶持力度，以使农业地区的生产条件尽快满足新的农业发展方式的要求。

那辉建议，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应转向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农村的增量、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增量要逐年增加。同时，政府要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重大水利工程等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引导和吸引金融资本、工商资本投入农业农村，形成政府投资与社会资本协同投入“三农”的格局。

有了资金，农业经营主体也很关键。“要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还是要倡导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全国人大代表、新希望董事长刘永好认为，传统家家养猪的方式已经基本结束了。“因为规模小的生产效益比不上打工收入，留不住人。我粗略算了算，要养1000头猪，每头猪赚150元，1000头猪就是15万元，15万元的收益，才可能超过一个3口之家的外出务工收益。另一方面，养猪大户规模集中，技术、环境都更加可控、放心，对食品安全也有保障。”

主动调整，念山海经、唱林草戏

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而言，粮食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供给侧改革建立在粮食“十二连增”的基础上，是一场主动的调整，底气十足。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前提下，念好“山海经”、唱好“林草戏”。

改革向前推进，但粮食生产依然重任在肩。“一方面要藏粮于地，一方面要藏粮于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说，要集中力量把最基本、最重要的保住，守住“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战略底线。不能把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简单等同于压缩粮食生产，更不能搞运动式调整。一定要创新，比如政策创新、组织创新、技术创新等。

“从长远来看，我觉得藏粮于技的根本，首先是生物技术领域，我们学校得到国家创新唯一的一等奖就是玉米。玉米有黑死病，但有一些品种天然有这种抗病基因，杂交研究的新品种产量就可以得到保证，这就是创新。”柯炳生如是说。

同样是科研战线工作者的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院长马荣荣，今年带来了《关于提高粮食生产新型主体的粮食储销能力的建议》。他认为，真正让粮食生产新型主体的内源动力还没有彻底发挥出来，假如把这个内源动力激发出来，才是我国今后粮食安全可以持续保障的关键。在这方面，一定要拉长粮食生产的产业链。国家粮库和民间收购企业的粮库是有限的，真正要解决的是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

马荣荣代表建议，“十三五”期间，国家财政设立专项资金，支持粮食机械研究机构和生产企业研制、生产适合于粮食生产新型主体使用的贮粮筒和粮食加工机械，同时还要在加工、销售环节放宽市场准入条件。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地大物博，农产品太过分散，种多少水稻，种多少玉米，养多少鱼，养多少猪，都没有具体的规划，一会儿多一会儿少，最典型的就是猪肉价格。所以，这中间可能存在着什么问题。”全国政协委员、通威董事局主席刘汉元说，这种散乱的农业生产模式和市场的需求断层，更准确地说是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相对平衡缺乏“透明数据”，所以只能“瞎干”。

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黄俊对此颇有同感。湖北省广水市郝店镇的养猪专业户黄俊说：“十几年的养猪经验，我还是被猪周期折腾得提心吊胆。我认为，中国的猪供给根本不过剩，就是与市场需求不契合。”

对此，刘汉元委员认为“智慧农业”是对“三农”问题的对症下药，建立大数据平台能够更好地分析农业资源的现状，利用“互联网+”的信息优势，又能从供给、生产端入手，实现要素的最优配置，让质量和数量都能通过“智慧农业”得到提升，让“互联网+农业”的新思维成为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