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琪翔

一、参加统一广东的战争

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府，领导革命。在整顿粤军中，由于张发奎升为第一师独立团团长，黄也跟着升为中校团附。同年4、5月间参加讨伐沈鸿英的清远战役和围攻肇庆城战役；11月间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两次柏塘战役。其时粤局仍极混乱，外有陈炯明盘踞东江不断进扰，邓本殷、申葆藩盘踞南路、高雷、海南岛负隅抗命；内则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部盘踞广州市和附近各县，阳奉阴违，不听指挥。为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亟须扫荡叛逆，统一粤局，广州革命政府乃于1925年春举行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黄任粤军第一师第一旅第一团(团长张发奎)第三营营长，参加第一次东征。当东征军分路出击时，蒋介石指挥的黄埔军校教导团追至鲤湖、棉湖一带，受到陈军林虎部的猛力抵抗，遂急调粤军第一师第一旅陈铭枢部迅由海丰的六平墟经河田向安流进攻兴宁，断敌后路。黄率领第三营为前锋，急向陈军总指挥林虎所在地的兴宁挺进。其时，陈军林虎部刘志陆、黄任寰、王业兴、王定华等部2万余人正集结向东征军作包围反击。黄率部到达兴宁附近神光山下，时已天黑，乃在当地宿营，准备翌晨相机进取兴宁县城。而当时陈军主力亦向兴宁移动，冀于拂晓抵达神光山，与原在神光山巅设防之陈军取得联系。但张(发奎)团一、二营在登山夺取阵地时，即与敌遭遇激战。是时晨雾迷潆，黄琪翔闻神光山枪声甚密，知悉己军尚未夺得山头阵地，而该山是控制兴宁城之制高点，夺得该山，则兴宁城之守敌不攻自破。黄乃率部直绕敌后，将敌黄其祥旅包围击败，俘敌甚众，夺下神光山，并即移师援助第二团在普济桥渡河。林虎见大势已去，遂漏夜率残部向江西逃窜。事后蒋介石和苏俄顾问加伦将军到前线视察，对是役机动作战官兵，极为赞赏。

第一次东征只用了两个月时间即把陈炯明部击溃，逼残敌流窜于闽赣边境。东征军回师广州，又解决了滇、桂军全部武装，奠定了革命根据地。

1925年7月，在广州成立的国民政府将驻粤各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粤军第一师扩充为第四军。张发奎升任独立旅旅长，黄升任该旅第二团团长。8月间，叛军陈炯明部乘东征军回师讨伐滇、桂军时，又窜扰潮、梅、惠粤东地区，于是国民革命军又作第二次东征。独立旅参与作战协同友军向东扫荡，由惠阳趋紫金严击敌右侧。敌人回窜潮梅之后，仍有2万余人，还积极作负隅布防。东征军推进当中，遇敌于紫金县龙窝墟，谭曙卿部第三师溃败，总指挥蒋介石慌忙后退。敌军由蓝塘趋安墩，来势汹汹。独立旅正由惠阳趋紫金途中，与敌相遇，时敌兵力十倍于我，在实力大相悬殊下，黄挥军冲杀，突破敌阵数处。随后援军赶到，协力猛攻，激战至次日始将敌击溃。是役敌方主力虽被击溃，而独立旅损失亦重，计阵亡营长罗子良，连排长十数人，士兵则伤亡数百。第二次东征迅速进占潮、梅各地，陈炯明部复向闽赣边境溃散。

与此同时，盘踞在广东南路各属附逆作乱的邓本殷部，乘机出兵侵犯恩平、开平、台山、新会各县，广州国民政府遂令李济深为南征军总指挥，率部南征。在这期间，第十二师师长梁鸿林因愤蒋介石驱逐许崇智、扣押梁鸿楷，竟哗变而去职，张发奎的独立旅扩编为第十二师，梁师的第三十四团(团长叶挺)改为独立团。黄任该师第三十六团团长(该师辖三个团，师长陈可钰，副师长张发奎，独立团团长叶挺，第三十五团团长缪培南)，全部参加讨邓战役。

1925年12月，第十二师甫抵雷州，即奋向邓部猛攻，旋将敌击败。残敌渡海向海南岛逃窜。残敌渡海后连同原驻海南岛部队共有2万余人，其主力分布于临高、儋县一带，据险固守。1926年1月，第十二师部队分乘帆船200余艘由雷州之外罗港渡海，直向海南岛的新埠港进攻，占领新埠港后，黄琪翔率领所部欧震营斜出铺前港，一面掩护友军登陆，一面攻击该地之敌以作牵制，使友军经东坡、锦山、三江市之线，于1月3日克复琼州府城。同时临高、儋县之敌也被击溃。卒使邓本殷力穷势蹙，逃往越南。至此盘踞南路多年的邓部已被根除，四分五裂的粤局遂告统一。黄在每次战役中均作出了他的贡献。

二、参加北伐战争

1926年6月5日国民政府颁布出师北伐动员令。参加北伐的有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六、七、八等7个军，约10万人。第四军参加北伐的为叶挺独立团和第十师陈铭枢部、第十二师张发奎部，于5、6月间先后由广东进入湖南。 北伐战争旗帜鲜明地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为号召．同时提出“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建立廉洁政府”等口号，深得人民拥护，形成革命高潮，便利了北伐的军事进行。北伐计划以打倒直系军阀吴佩孚，夺取武汉为第—阶段。湖北、湖南是在直系军阀控制下，故北伐军作战，也就以湖南、湖北为主要战场。在北伐军出发之前，湖南唐生智部表示拥护革命，输诚国民政府．受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吴佩孚借口援湘．派兵入湖南，唐生智退守衡阳，困守待援。这时叶挺独立团(战斗序列归第十二师指挥)等作为先遣部队，挺进湖南，应援受困的唐生智。

叶挺独立团到达湖南永兴，吴佩孚派谢文炳、唐福山等部队由赣西进扰湖南，攻击衡阳侧背，唐生智告急。叶挺部由永兴急赴安仁，与原驻安仁的第八军张团奋勇击败敌军，克复攸县。

7月3日北伐军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共同率所部进驻攸县。这时第四军担任湘江东岸作战，目的是占领醴陵、株洲，以呼应湘江西岸第七、第八两军，同时对赣西监视，巩固北伐军右侧的安全。7月12日，北伐军收复长沙。第四军亦进驻浏阳。

敌军集结于平江、汨罗一线，构筑强固工事，其中在于江城附近集结的兵力有第五十混、成旅陆坛全部、第二十五师陈嘉谟之一部、桂军第一路司令韩彩凤部、湘军游击司令周凤岐部之孙建业、娄云鹤、王献臣等部，统由兼平通防御司令陆坛指挥，固守以平江为中心的防御线。另外以汨罗为中心的防御线，在河夹塘、南渡、长乐街、张密碑一带驻有余荫森、叶开鑫、董政国、宋大霈等部。全部兵力不下10万人。

北伐军针对此情况，于8月中旬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第二期作战计划。

第四军接受命令，由第十师、第十二师分中、左、右翼指向平江进攻。进攻部署，大要是：一、第三十五团任左翼；向敌佯攻，牵制敌人正面主力；二、第十师任右翼，进攻敌阵地，绕平江城之北，保我右侧背安全；三、第三十六团、独立团任中路，进攻敌阵地后，继续攻平江县城，并占领之。

8月18日完成攻击准备，19日开始进攻。担任中路的独立团和三十六团分两路夹击平江之敌。叶挺率独立团扫荡平江西南面外围之敌；黄琪翔率第三十六团扫荡平江东北面外围之敌，分向平江县城进攻。第三十六团向平江东北面进攻，沿路未遇敌人，直至接近县城之金窝山、西坑遇敌军韩彩凤部数百人扼守，团长黄琪翔乃令前卫第二营向前攻击，并以左侧卫前进控制。敌人一触即溃，纷纷窜入县城，第三十六团乘胜追击，占领了平江城东北的古城岭，俯击城中。敌军头目陆坛正在城中，闻警即以全力防守城东北据险抵抗。黄琪翔指挥所部第一营对敌军正面作战，另派第二、第三两营从间道绕过敌阵地占领平江西北一带高地，将敌包围，猛力冲杀。敌阵大乱，溃退入城。黄亲率第一营蹑尾紧迫，遂于是日午前10时进入平江县城。入城之后黄率团部直属特务排由民众带路直冲敌司令部。陆沄见状自杀。此时叶挺独立团亦扫清平江外围敌军，进入县城，历时不到一天，城内外残敌均告绝迹。

克复平江之后，敌军防守泪罗、平江一线阻止北伐军前进的计划完全失败。在营田、新市的敌军3万余人，仓皇退守粤汉铁路线上的汀泗桥，沿河筑垒，扼桥固守，以待吴佩孚的援兵。

北伐军第四军攻克平江之后，兼程由平江经通城、崇阳向北推进，于8月25日到达汀泗桥南岸，与敌对峙。 吴佩孚在平江、汨罗一线被击败之后，慌忙赶到武汉，亲率援兵刘玉春部万余人由武昌乘火车出发，驰援汀泗桥，此役为北伐军胜负关键，又是北洋军阀生死关头，因此，双方在此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

北伐军第四军被阻于汀泗桥南岸，摆在前线的有第十师的二个团，第十二师的一个团和独立团。其位置，桥南端是独立团，稍后是第十师各团，沿河东侧是三十六团；第四军军部在桥南十余里小市集内；第十二师一个团跟着作后卫部队。26日拂晓，全军向汀泗桥发动进攻。敌人凭借优越地形，居高临下。我军向上仰攻，又阻于河流，造成很大伤亡。一旦吴佩孚援兵到达，情势更将不堪设想。当晚在军部开军事会议，共谋对策。黄琪翔建议所部第三十六团全部为前锋，于即晚开赴桥上游某地，强渡北岸(日间已侦察地形，可以徒涉，而又远离敌阵地)，直冲汀泗桥北岸之敌，估计一夜之间可达桥北；我军又从桥南上面冲击。必可一举歼敌，夺此天险。黄陈述意见后，与会各人均赞成此计。俄顾问尼基金盛赞此项意见，并称是胆识俱全的奇谋胜算。会后立即行动，并派第十师协同动作。黄琪翔于是晚10时出发，以急速行军到达偷渡点，下令全团依次渡河。夜静天低，早光闪耀，万籁俱寂，只闻水声。午夜全部渡河，略作整理，即沿北岸疾进，黑夜之中，出敌不意，连夺敌军阵地，占领张央园东北一带高地，继续向据守张央园左方之敌进击。但敌军占有优势地形，火力猛烈。黄乃向陈铭枢、(按：陈率第十师三个团跟踪而至)建议。乘夜夺取敌中央阵地，作为我军据点，然后于27日拂晓全线总攻。陈也同意，遂改向敌中央阵地攻击，激烈战斗，反复冲杀，终夺得敌阵地，而第三十六团第一营任前锋作战，伤亡亦复不少。

北伐军已夺得敌中央阵地，但敌仍极力顽抗，以密集炮火向北伐军猛射。第三十六团第一营奋力反击，占领敌炮兵阵地，第十师的第二十九团和第三十团也同时奋进，，雪领了敌军阵地数处。第十师第二十八团更迂回朱家埔、山窝、廖方、安春等地，直趋汀泗桥之北，截敌后路。拂晓时候桥南岸的独立团和第三十五团在张发奎指挥下向盘踞铁桥之敌猛攻。7时许，北伐军在汀泗桥北岸的部队已将汀泗桥东北一带高地全部占领，分向铁桥冲击。扼守铁桥北岸及其西高地的敌军，除一部分残敌漏网向贺胜桥溃退外，全部被包围缴械。至是北伐军完全占领汀泗桥，并于是日午前1l时进占咸宁县城。

北伐军进攻部队以第四军独立团为前锋，直逼贺胜桥。追击至贺胜桥已是下午4时前后，立即向吴军猛攻。次日上午在北伐军猛烈攻击下，敌军溃向山后奔逃，北伐军把一个个工事都占领了，直冲向车站，向吴所坐火车射击，要活捉吴佩孚。吴虽力图奋战，亦无法挽回危局，只得开车向武昌狼狈奔逃。北伐军进占贺胜桥车站，俘获了大批战利品和俘虏，都交后续部队第八军处理。第四军作战部队，跟踪追击，直至武昌城下。吴佩孚无地立足，逃往河南，由湖北督办陈嘉谟、第八师师长兼武昌城防司令刘玉春困守孤城。第四军和第七军一部分将武昌城围困，并由邓演达为攻城司令指挥作战。于l0月10日攻克武昌。

在围困武昌时候，北洋军阀孙传芳(当时占有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五省地盘，称五省联军总司令)为挽救吴佩孚败亡，调所部精锐谢鸿勋等五个师从江西进扰湘、鄂边境，袭击北伐军侧后，企图解武昌之围，挽救吴佩孚败局。蒋介石亲率第一军(代军长王柏龄)、第六军(军长程潜)各部从湘、鄂边境进入江西，复调第七军由军长李宗仁统率由武昌开赴修水、武宁、德安间增援。由于蒋介石指挥失当，北伐军从南昌至九江沿南浔铁路作战，将主力暴露在敌人监视下，盲目进攻。

南昌一役，第一军、第六军被孙军击溃，蒋介石仅以身免。德安一役第七军亦被击败，溃退武宁。在此危急之际，急调第四军星夜驰援，时第四军已攻下武昌城，抽调第十二师由张发奎指挥急赴江西前线。孙传芳击败蒋介石后趾高气扬，通电宣传胜利，讥讽北伐军妄自尊大，终必灭亡。张发奎率部到达武宁后侦知孙军主力谢鸿勋部分驻德安、马回岭，设防据守(按：德安与马回岭相距仅20余公里)，乃以黄琪翔三十六团为左翼攻马回岭以南地面。黄采用声东击西出敌不意战术，佯向德安进攻，到达聂桥，黄忽挥军转向马回岭。德安之敌见北伐军向德安进攻，急调马回岭敌军向北伐军后方进击。不料北伐军从聂桥转向马回岭。北伐军行动迅速、勇敢，到达马回岭时，敌没有料到北伐军骤至，措手不及，遂为北伐军冲击溃乱。谢鸿勋师部设在马回岭市街内，黄率部直捣师部，谢鸿勋足部负伤，由马弁背负奔逃，旋马弁被击毙，谢爬匿草丛中，卒亦被击毙，全师尽歼。德安之敌也被黄部解决。同时在德安、南昌间各军猛烈进击，歼击孙传芳在江西的四个师，俘获师长2人，击毙师长1人。至是孙传芳在江西主力全部被解决，少数残余败兵，溃逃南京、杭州，一蹶不振。

占领南昌，击溃孙传芳军队之后，北伐军在军事上获取了全面胜利。第四军第十二师也回到武昌休整候命。第四军在这阶段战争中，克敌制胜，俘获甚多，被群众称为“铁军”。“铁军”不仅是对四军(特别是黄、叶两团)英勇善战、功绩显赫的赞誉，也是对四军不拉夫、不扰民、不筹饷，密切联系群众，深受百姓爱戴的褒奖。休整期间将军队扩编为两个军，即第四军和第十一军。张发奎任第四军军长，陈铭枢任第十一军军长。黄琪翔、叶挺两人战功最著，在北伐途中已明令晋升为少将(按团长军衔为上校)，至此黄琪翔升任第十二师师长，叶挺升任第二十四师师长。黄琪翔就职之日，邓演达代表军事委员会亲临会场宣布命令，庄严肃穆，视为重典。

在北伐进程中，革命阵营内起了严重的分裂。1926年11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决议在广州的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来武汉。1927年1月5日蒋介石在南昌宣称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暂设南昌，这是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动表现。经过斗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才得迁来武汉。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以凶恶的反革命行动举行、“清党”?在上海、南京、广州以及其他各地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革命群众，全国进步人士尽皆愤慨。武汉国民政府免去蒋介石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等职。随后以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后扩编为第四集团军)为骨干，由唐生智任北伐军总司令、举行第二次北伐。此前，第十一军因军长陈铭枢离武汉，武汉政府令张发奎暂兼第十一军军长。黄琪翔任第四军军长，率部参加北伐，进军河南。

第四军以黄琪翔为前敌指挥，沿铁路东北以占领开封为目标，经上蔡、临颍、鄢陵、尉氏、朱仙镇直指开封。临颇为奉军主力驻地，号称奉军精锐的荣臻部3万余人，装备有飞机、坦克等武器，严阵固守。临颍战地敌军主防在东西洪侨，在河水环绕的城寨，仅东西两桥可通，布满障碍物和严密火力，飞鸟雄进。北伐军以无比英勇的壮烈牺牲精神，猛力进攻。自晨至午，伤亡极大，全军不惜重大牺牲，坚决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进行决战。第十一军第七十七团团长蒋先云（中共党员)即于是役牺牲。此为北伐战争中最严酷艰苦的一次战役。黄琪翔指挥第四军坚定勇敢与全军共生死，十荡十决，指挥若定，击败了奉军，占领了东西洪桥。

北伐军进击奉军时候，困处在陕西的冯玉洋部国民军(武汉政府编为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为总司令)乘机东出潼关，进占洛阳与北伐军会师郑州，并开郑州会议。冯玉洋以举足轻重之势，提出与蒋介石凋解、妥协主张，北伐军遂退回武汉。将河南伞境交冯玉祥接管，第二次北伐也告终结。

三、脱离国民党关系

抗战胜利后，1946年初，黄琪翔在撤销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部后，由云南回到重庆。

1946年3月17日，在重庆的各党派领袖和各界人士欢宴新近来渝的李济深、李宗仁、田汉以及刚从监狱释放的叶挺和廖承志。与会者有周恩来、邓颖超、张澜、冯玉祥、沈钧儒、董必武、王若飞、秦邦宪、潭平山、黄琪翔等百余人。宾主频频起立为民主奋斗的战士祝酒。黄琪翔在席间慷慨陈词，他说：“我从军队巾来．报告一点军中消息。胜利之初，军人很兴奋。但跟着就渐渐烦闷。很多官兵来问我，他们担忧内战爆发。我当时多方说明国内外大势要趋于和平，保证内战不会发生，要他们安心训练部队。但后来事实一天天证明与我见解相反，心里很难过。特地到重庆来看看。看了回去更觉自己打自己嘴巴，精神痛苦之极。后来政协开会，又给我以恢复自己的希望，天天看报收听广播，知道结果完满，禁止冲突已成定案，心里转而高兴，又特地来重庆看看。经与各方接触，虽然问题不简单，波折仍有，但从大处看，内战已绝对不能了。我衷心希望政协决议实现。”

重庆举行政治协商会议之后，各界人士和各党派间亦在酝酿国民代表大会名单，黄琪翔通过陈诚的关系，被国民党方面提名为国大代表。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侵占张家口，蒋介石集团被这一“胜利”冲昏了头脑，即于当天下午宣布将召开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违反政治协商决议所规定的“国民大会”，并定于是年11月12日在南京开幕(后延期三日召开)。这个分裂的、独裁的大会遭到了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抵制。黄琪翔与章伯钧商量，认为这个大会毫无意义，但为着知道些政治内情，从中起些作用，还是出席了大会。

黄琪翔在“国民大会”闭幕后，估计内战不可避免，他不忍看残害民族生存的内战，自己又无挽救之力，思想上十分痛苦。1947年6月，黄琪翔赴德国任中国驻德军事代表团团长之职。驻德中国军事代表团在柏林除了按月向国防部汇报些当时国际情况，作为应付公事之外，简直无所作为，一切问题皆由苏、美两国控制，英、法也是站在旁边，至于其他各国更是站班候命，连同英、美、苏、法代表团都没有什么交往，仅仅和其他小国的驻德军事代表团偶然有些来往。在当时占领柏林之后，苏、美两国冲突很大，特别在西柏林换用新马克问题闹得形势紧张，人们都关心苏、美是否会因此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当时美军总部政治部顾问墨菲曾为此事召集接近西方各国的军事代表团负责人征求意见，多数人表示担心。黄琪翔也参与这次会谈。黄认为第二次大战刚刚结束，各国人心厌战，第三次大战发生的可能性不大。这是黄琪翔在柏林期间唯一的和美国方面的接触。

1948年9月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整个形势对蒋介石十分不利。恰在此时在柏林问题上苏、美两国发生尖锐矛盾，形势紧张起来。这时黄琪翔忽然接到蒋介石署名的一封电报，略称：“闻柏林美苏关系紧张，冷战有变为热战可能，究竟情况如何，希即回国报告”等语。黄琪翔当时推测蒋介石在“剿共”内战失败情况下，把希望寄托在第三次大战上。黄在当时还存留着希望蒋介石采取和谈政策的幻想。认为在当前国际情势下，蒋介石把希望寄托在第三次大战是画饼充饥，有可能恢复和谈。于是抱着这个幻想回到国内，在南京见了蒋介石。黄琪翔将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者集团的百孔千疮，尔虞我诈，世界人民又都一致反对战争，拥护和平，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说，都不可能发生第三次大战的种种情势，一一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很感到失望。同时黄琪翔对于目前国内战争和对***问题，认为不是战争所能解决的，希望设法恢复和谈，从政治上来处理当前问题。这样一来，蒋介石更加表示不耐烦，当面告诉黄说：“不必再回德国去了。”并说：“你可到台湾去看看在那里养病的陈诚。”

黄琪翔在会见蒋介石后所有幻想都幻灭了。他原拟劝蒋不成功，便辞职不再回到德国去了。现在不待黄提出辞职，便不让回德国去，这正合黄的愿望。但蒋介石又要黄到台湾去看陈诚，这明白是要借陈诚关系留黄在台湾备用，以此作为考验黄的真实态度。黄琪翔经考虑后决定往台湾一行，在台湾会见了陈诚。此时陈鉴于战争形势屡遭失败．表示悲观。黄琪翔乘机明说他个人意见，劝陈诚出来从事奔走和谈工作。陈表示蒋介石对内战坚持到底，他无能为力。果不出所料，陈诚主张要黄将家搬到台湾。黄琪翔感到面临无可挽救的局面，不能有其他选择了，乃对陈诚答以回到上海后商量再定。就此离开台湾回到上海，旋飞广州，连忙逃往香港。这是1948年底的事。

黄琪翔到达香港和中共负责同志取得联系，和国民党方面完全断绝关系，表示立刻到解放区去。后来中共同志接到指示转告他广东尚待解放，希望他暂时在南方做些工作，因此黄琪翔留在香港。此时农工民主党在香港的组织活动，他尽可能地参加，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积极的表现。1949年8月间中共方面通知他到北平去，并且准备好船位、他十分兴奋，带着全家大小连同年迈的母亲，并将他在香港的一些房产变卖，与现款扫数带到北平，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四、回到人民怀抱

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黄琪翔以特邀代表资格参加。他在会议中发言略称；“这次人民政协所提出的三大建国方案，虽然是到现在才完成它的法律手续，可是它的雏型早在毛泽东主席的言论以及历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文告中可以看见了。中国人民百年来的革命斗争没有白费，三大文件，完全反映出中国广大人民的要求。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结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成果。他们是值得赞美的，值得感谢的。”又说：“20年来我在政治圈里摸索着，我有时鼓舞，也有时彷徨，革命的发展是那样的错综复杂，要看得清楚，把握得稳定，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到了现在，我深信在毛泽东旗帜之下，中国是确定的走上光明伟大的前程了。”又说：“我们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将带来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新时代，这是不容怀疑的。有毛主席的领导，有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团结合作，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做卫队，政权是绝对巩固的。有计划的生产经济建设，一定能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多数人民也会有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各兄弟民族和谐地团结在一起，内患是从此绝迹了。在外交上我们和苏联合作，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合作，和各国革命人士合作，我们拥护世界和平，我们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到底。”黄琪翔自认是20年的摸索，终于得到了光明，但又觉得怎样来工作，又有才疏力拙之感。政协闭幕之后黄琪翔被安排为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他还以他自己对于政令法制诸种学识，素无研究，只有从头学起，勉力赶上。

1949年冬中国农工民主党召开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黄琪翔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央执监会议秘书长。1950年春周总理为着推进统一战线，加强各民主党派领导工作，建议原与民主党派有关的民主人士归队参加工作，以便于进行团结、教育、改造等实际工作。自此以后黄琪翔对于农工民主党的工作更多参与。这时农工民主党进行整理组织工作，成立了中央工作委员会，以章伯钧为主任委员，黄琪翔为副主任委员。季方、郭则沉亦负责日常实际工作。其后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黄被选任为委员，前往参加成立会议。会后，被任为司法部长。黄在中南司法部长任内，移居武汉。农工民主党成立武汉市组织，黄兼任主任委员。经常来往于武汉、北京之间，兼顾工作。

黄在农工党内，主要是联系内部，调解纷歧，做“人和”工作。当时在农工党上层的一些同志之间，思想上有分歧，加上感情上的冲突，隐隐然成对立状态。黄觉得这个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应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消除成见，团结一致，共同前进。章伯钧当时是民主同盟副主席和农工民主党主席，黄主张农工民主党内应以章伯钧为首，搞好团结。1953年间农工：中央调李伯球来中央任副秘书长，黄认为适合当时需要，而且希望农工党内部工作，多多依靠李去做，减轻个人工作负担。这时黄对于农工民主党的工作是乐观的。

1954年大区取消之后，黄琪翔调回北京。是年9月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黄被选为代表参加会议，在第一次会议当中黄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和法案委员会委员。会后并被任为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主要还是以农工民主党秘书长身份主持农工党工作和代表农工民主党参加各种会议。

1957年4月间中国农工民主党召开全国工作会议和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黄被选举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兼秘书长。

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黄琪翔被错划为右派。1959年摘掉“右派”帽子。在十年动乱期间，黄琪翔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身心备受摧残。1966年8月底红卫兵冲入黄琪翔住宅，对他和夫人进行迫害，并将他赶出家门。他万分无奈，只得迁往农工民主党宿舍。从1966年9月7日到1970年5月18日，这四年多的时间里，黄琪翔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冤郁愤激，苦痛钻心，郁结成心肌梗塞之症。虽往医院就医．而当时医院在“造反派”控制下，敷衍了事，以致黄琪翔病势日增，精神锐减。1970年5月间周恩来总理闻知黄的情况，特予照顾，通知黄由农工宿舍迁往建国门外灵通观大楼。但造反派们仍不甘心，借题发挥批判黄琪翔“贪图资产阶级享受”，是“资产阶级复辟的先锋”，并把矛头指向周总理。

在这长期残酷迫害下，黄琪翔身心备受摧残，于1970年12月10日去世，终年72岁。周总理闻知噩耗，当即委派军代表前往慰问黄琪翔夫人郭秀仪。并指示政协全国委员会特予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人民日报》、发表消息，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并送花圈表示哀悼。黄琪翔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80年6月间由中央明令子以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