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砖茶系采用海拔100—800米高山茶树鲜叶为原料经70多道工序加工而成。鄂南地处长江流经湖北留下的一个条形地带，北饮长江，大部分属微酸性黄红壤土。年平均气温13-18℃，，年平均降雨量1251~1608mm，无霜期达220-300天。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有发展茶叶生产的良好条件。

鄂南地区茶事甚早，传说三国时东吴士燮、庞统、神医华陀曾在此采茶作药，医护将士。魏晋时，采茶叶已在鄂南地区初步发展，如晋代陶潜的《续搜神记》中所载：“晋武帝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采茗。”（按：今鄂南全域晋时属武昌郡，其时武昌郡统七县，惟鄂南有大山。从地理沿革看，武昌山当属幕阜山一脉）。晋代著名道学理论家、医学家、炼丹家葛洪曾在赤壁葛仙山、黄葛山、随阳山等处修行十余年，采茶煮茶，潜心著述，写成道家著名典籍《抱朴子》，对中国古代化学和制药学的发展作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

到了唐代，“长江中游的茶叶在唐代取得空前的发展，这种发展得助于当时迅速兴起的饮茶之风”。鄂南茶叶不仅列为贡品，还加入国家商贸，采茶叶空前发展，茶叶种植亦在民间广泛出现。今赵李桥所辖羊楼洞松峰山上的一株千年老茶树，相传植于唐太和年间（公元827年前后），它见证了唐代鄂南茶叶的辉煌。《太平寰宇志》载：“鄂州蒲圻、唐年（今崇阳、通城）诸县，其民……唯以种茶为业”。茶圣陆羽在《茶经·茶之出》中云“江南出鄂州、袁州、泉城红、泉城绿、吉州。”鄂南各县唐时统属鄂州，唐时鄂州以江夏郡产茶为最，而鄂南各县则是江夏的主体辖地且是最适宜种茶区域。毛文锡在《茶谱》中说：“鄂州之东山、蒲圻、唐年县，大茶黑色如韭叶，极软，治头痛。”可见鄂南在唐代就以药用大黑茶而蜚声茶界了。唐时鄂南的茶叶还为民族之间的文化友谊沟通作出了贡献，据《唐国史补》记载：唐中央政府赏赐给附马都尉吐蕃王松赞干布之茶叶即采自岳、鄂、赣三州。

宋代实行茶马交易及榷茶（茶叶国家专卖）之制，鄂南产茶更盛，《宋史·地理志》载：“岳鄂（今鄂南地区）处江湖之都会，全邵屯兵，以扼蛮獠，大率有材木、茗诧（诧即茶）之饶……”。随之国家定“榷茶之制，择要会之地”，将荆湖北路之岳州、鄂州定为榷茶之地，年定上交国库榷茶247万斤。《宋史·食货志·下五·茶上》载国家规定茶叶主要品种有二类：“曰片茶，曰散茶，片茶蒸造实卷模中串之”。这种所谓的“片茶”，系将茶叶蒸后压成饼状，即今洞庄砖茶之雏形。

元明时，鄂南已成为湖广区域最重要的产茶区域。《明史·食货志》载：“产茶之所，湖广以武昌为首，然当时以兴国军（今通山、阳新一带）为最著。”《湖广通志》：“武昌茶出通山者上，崇阳、蒲圻者次之。”明代中期，为了茶马贸易的需要，当时产于蒲圻、咸宁、崇阳、通山、通城及湖南临湘一带的老青茶，运至羊楼洞（今赵李桥）加工后，大批销往蒙古等边疆地区。羊楼洞成为鄂南茶产销集散中心即从是时起。当时，羊楼洞一带出产的茶叶为了降低运费，减少损耗，便于长途运输。改变了宋代以来用米浆将茶叶粘合成饼状的办法，采用先将茶叶拣筛干净，再蒸汽加热，然后用脚踩制成圆柱形状的帽盒茶。这种“帽盒茶”，即今赵李桥青砖茶之滥觞。到了清代，康熙皇帝在亲征噶尔丹后，废除了明代的茶马司和马市，开放了汉蒙民族的民间贸易，羊楼洞供边销的帽盒茶制造业更加兴盛。乾隆五十一年至六十年间（1786-1795），山西茶商进入羊楼洞设茶庄制茶，当时著名茶叶生产厂家有三玉川、巨盛川，每年生产帽盒茶约40万公斤。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国际市场对红茶的需求，鄂南的“蒲邑四乡皆产之，而种植较盛、获利颇多者，厥惟南乡，以其近羊楼峒（洞）茶市也。”而鄂南的崇阳，这时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茶叶产区：“筛茶之男工，拣茶之女工，日夜歌笑，市中声成雷，汗成雨”。“同郡邻省，各处贩客云集，舟车肩挑，水陆如织。”成为湖北著名的茶市。道光年间，广东帮茶商到羊楼洞收购精制红茶。1840年，羊楼洞有红茶号50多家，年制红茶5万担，供出口欧洲。

清中后期，随着制茶技术的改进，现代真正意义上的青砖茶开始出现了。嘉庆二十年蒲圻贡生周顺倜所作《莼川竹枝词》云：“三月春风长嫩芽，村庄少妇解当家，残灯未掩黄梁熟，枕畔呼郎起采茶。”“茶乡生计即山农，压作方砖白纸封。别有红笺书小字，西商监制自芙蓉。（原注：每岁西客于羊楼洞买茶。其砖茶用白纸缄封，外粘红签，题‘本号监制仙山名茶’等字。芙蓉山在西乡）”

关于青砖茶正式生产的时间，学术界一般认为始自咸丰末年即1861年。根据查证，我们认为青砖茶出现的时间应该还略早一点。宣统年间修订的《崇阳县志》记载：“今四山俱种茶，山民借以为业。往年山西商人购于蒲圻羊楼洞，延及邑西沙坪，其制采粗叶，入锅火炒，置布袋中，揉成，再粗者，入甑蒸软，取捎细叶洒面，压做砖。竹藏贮之。

贩往西北口外，名黑茶。道光季年，岁商麇集，采细叶曝日中，揉之不用火。阴雨则以炭焙干。”可见在道光末年已有成形的青砖茶出现。关于这一点，《蒲圻志》里也认为羊楼洞黑（青）砖茶的出现是在“道光、咸丰年间”。由于受当时条件所限，初期的砖茶制造工艺较为原始：“砖茶庄之制砖方法，初极幼稚，即置茶于蒸笼上，架锅上蒸之，蒸毕倾入斗模内，置压榨器中，借杠杆之力，压成砖形，随即脱模置放室内，任其自干，数日后即可装箱起运。”这种压制砖茶的方法和机械压制方法相差无几，唯当时的干燥方法是放置半成品任其自干，与采用锅炉蒸汽烘干稍有不同。其法后有所改善：“由杠杆压榨器改为螺旋式压榨机，制成之砖，较为紧结”。

洞庄茶厂砖茶生产历史悠久，据记载可追溯到唐朝年间，羊楼洞古镇雷氏家族世代经营砖茶，清乾隆元年（1736年），羊楼洞商人雷中万（雷氏第五十五世）开始创办“羊楼洞茶庄”，后又将“羊楼洞茶庄”更名为“洞庄茶号”。茶号设在羊楼洞古镇庙场，厂房设在羊楼洞观音泉下60米处，以羊楼洞芙蓉山产老青茶为原料，引观音泉水制作。因观音菩萨座驾为莲花，故所产砖茶“以莲花为案，以洞庄二字为识”。雷中万第四子雷东阳，孙雷国祥（生于1777年卒子1818年，即乾隆四十二年至嘉庆二十三年），曾孙雷立南（1812一1878，号受山）均经营洞庄茶号，生意兴隆，“贸茶为业，往来粤东，颇获蝇头。”。洞庄砖茶留传，已有200余年历史。古诗：羊楼古巷青石幽，洞庄百年木楼秋，千载修得茶香绕，观音泉韵洗风流。便是描写的羊楼洞著名的观音泉与洞庄砖茶史。

砖茶巨大的销售量和丰厚的利润也引起了外国资本家的注意，19世纪60年代，俄商率先在汉口开办茶庄（厂），收购毛茶，使用蒸汽机压制茶砖（红茶压制的米砖）。“在汉口及九江一带之俄办砖茶厂，制造砖茶之方法简单而有效。有一笨重之模型，上有精细花纹，放于水压机中，不论红茶或绿茶，经过平常制造过程后，再加蒸热而放入模型中，其程序为先放一层上等茶，然后放一厚层之粗劣茶叶、再加一薄层上等茶于面上。俟复以模型后，再用水压机重压之。旋去压力，取出模型，即得砖茶。经三星期之干燥，即告完成”。仅仅几年间，“汉口烟筒林立者，即俄商以机器制茶之屋也”。

1863年以后，汉口成为世界茶叶港，沙俄皇族财阀、茶商巴洛夫，开始从汉口深入鄂南羊楼洞开设加工毛茶、制造砖茶的茶庄。俄商李特维诺夫亦直接来华投资，在羊楼洞兴办了“顺丰砖茶厂”，开创了中国近代第一工厂。随后几年，俄商又先后在羊楼洞开设了“阜昌砖茶厂”和“新泰砖茶厂”。不仅如此，羊楼洞的茶种还在俄罗斯繁衍生根，1893年，清政府派遣刘峻周赴俄国种茶，临行，从羊楼洞运走10万棵茶苗至俄国格鲁吉亚种植成功。

同治光绪之际（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羊楼洞进入茶事极盛之期，年销往西北砖茶可达30万担以上，镇上茶庄近百家（由俄商、晋商，粤商等分别开办），工人计日或计件取值，最大的茶厂有十七个分庄，雇工总数达数百人。运茶的独轮手推车川流不息，小镇上制茶从业人员多达二万多人，有“小汉口”之称。羊楼洞之青石板街道尚留存独轮碾压所成深槽，当日之繁荣可见一斑。

羊楼洞所产砖茶压制初期主要供蒙古、新疆、俄罗斯西伯利亚及欧洲等地，因为路途遥远，且为了便于驼运，砖茶的外包装是用衬以厚纸和叶子的篾篓。其主要运输路线是用独轮车将砖茶从羊楼洞运至新店，再由新店装船运汉口，溯汉水而上至襄阳和谷城，然后从襄阳到唐河，或从谷城到邓县，再用畜力陆运河南社旗，经洛阳渡黄河，走山西晋城、长治、太原、大同至张家口或包头，经张家口转销各地的称东口货，经包头转销的称西口货。

东口货再从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至当时的中俄边界重镇恰克图，恰克图成为当时欧洲与俄罗斯的茶叶集销中心，茶叶之路由此西延至布里亚特首府乌兰乌德和西伯利亚最大城市伊尔库茨克，经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秋明、叶卡捷琳堡、彼尔姆、柯斯特洛马、雅罗斯拉夫、莫斯科、终抵圣彼得堡。十九世纪上半叶，经恰克图转口的鄂南茶叶出口额达到了中国对俄出口总额的40%。

在贩茶运茶的过程中，刘姓的一支发现谷城西南山区适合种茶，就在谷城落户，这支茶商的后人，就是汉家刘氏茶坊家族。当时以鄂南赵李桥为起点的这条在历史上存在了二个多世纪的茶马古道，总长近万里，行程需数月，成为沟通中国与欧洲茶叶贸易的桥梁和纽带，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砖茶北上运输的路线，直至民国七年（1918年）才开始改变，那时粤汉铁路（今京广线南段）与京汉铁路通了车，在西距羊楼洞4公里的地方设了一个赵李桥火车站，青砖茶可直接由赵李桥上火车北运，而不再经水路中转。

米砖茶的生产也有了长足的发展，20世纪初，羊楼洞的晋商“聚兴顺”将牌坊图案印于米砖茶之上，用作产品标识，“牌坊”商号诞生。俄商将德国报废的蒸汽机火车头拉到鄂南羊楼洞，将其蒸汽锅炉部分改造用来蒸茶和烘干砖茶，利用其动力压轴原理改作压机压制砖茶，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性工业革命，俄商将“火车头”图案压印至米砖茶表面上，“火车头”商号诞生。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羊楼洞青砖茶生产工艺已极成熟，以“义兴”砖茶厂为例，每班就有装匣12人、提包6人、洒面吊3人、底吊3人、送吊（称秤）3人、端箕3人、担洒面3人、担里茶3人、担底茶3人、木工人12、推盘18人、搬斗18人、出砖6人，担砖3人、晾砖3人、送斗3人、油面板3人、担煤3人、烧炉3人、捆箱5人、担水10人、验收6人、管厂3人；还有发酵（洒水查温度）、翻堆（日翻八千斤）、挖洞（通风）、烘炕、搬箩等工人。当时因为“川”字青砖茶名气极大，为了保证产品质量，砖茶压制出来后，“义兴”砖茶厂的老板王致中都要带领山西籍的管事一块一块的复称，不准缺斤少两。见到洒面不匀或砖面茶叶粗糙的一律不准装车外运。由此可见为了维护鄂南“川”字青砖茶的产品信誉，多少人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抗战爆发后，羊楼洞被日军铁蹄践踏，日军国人韩弼臣、王致中两老板创办的著名大茶庄“聚兴顺”“义兴”强令更名为中日合资的“武汉制茶株式会社”下属第一厂、第二厂，侵我民族资本。1945年8月15日，日军无条件投降，民国政府接管日伪资产，成立民生茶叶公司下属鄂南砖茶厂。

1949年7月中旬，中南军政委员会派遣军事代表率员接收国民党湖北民生茶叶公司鄂南茶厂。10月初对国民党湖北省银行复兴茶厂、民族资本义兴茶行、聚兴顺茶行进行接收，成立“中国茶叶公司羊楼洞砖茶厂”。

1953年，企业自羊楼洞迁至赵李桥，更名为“中国茶业公司赵李桥茶厂”。

图文来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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