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与书法（组图）

绢本

长25.1厘米，宽12厘米

上海博物馆收藏

唐代僧人怀素所书。怀素(725―785)，字藏真，湖南长沙人，他的俗家姓钱，幼年出家做了和尚。怀素是以书法而闻名的，特别是狂草，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突出的地位。

“苦笋及茗异常佳，乃可径来，怀素上”。

《苦笋帖》，绢本，长25.1厘米，宽12厘米，字径约3.3厘米左右，清时曾珍藏于内府，现藏上海博物馆。

《茶录》碑帖

蔡襄(1012-1067)，字君谟，福建兴化仙游(今福建仙游)人，官至端明殿学士。擅长正楷，行书和草书，北宋著名书法家，为“宋四家”之一。蔡襄以督造小龙团茶和撰写《茶录》一书而闻名于世。而《茶录》本身就是一件书法杰作。

《茶录》问世后，抄本，拓本很多。见诸记载的有:

“宋蔡襄书《茶录》帖并序……小楷。在沪见孙伯渊藏本，后有吴荣光跋，宋拓本，摹勒甚精，拓墨稍淡。此拓本现或藏上海博物馆”。(《善本碑帖录》)

“宋蔡襄《茶录》一卷。素笺乌丝栏本，楷书，今上下篇，前后俱有自序，款识云:治平元年三司使给事中臣蔡襄谨记。引首有李东阳篆书‘君谟茶录’四大字，……后附文征明隶书《龙茶录考》，有文彭、久震孟二跋”。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也藏有一卷《楷书蔡襄茶录》，规格为高34.5厘米，长128厘米纸本，无款。

其他还有《绢本茶录》。《绢本茶录》原件已轶。在明代宋珏《古香斋宝藏蔡帖》的《茶录》刻本，就是按绢本茶录刻的，其中或见其端倪。

《精茶帖》也称《暑热帖》、《致公谨帖》，藏于故宫博物院，该帖亦入刻《三希堂法帖》其文曰:

“(蔡)襄启，暑热不及通谒，所苦想已平复。日夕风日酷烦，无处可避。人生缰锁如此，可叹可叹。精茶数片，不一一，襄上。公谨左右……”。

宋皇二年(1050年)11月，蔡襄自福建仙游出发，应朝廷之召，赴任右正言、同修起居注之职。途经杭州，约逗留两个月后，于1051年初夏，继续北上汴京。临行之际，他给邂逅钱塘的好友冯京(当世)留了一封手札，这就是《思咏帖》。信札全文如下:

“襄得足下书，极思咏之怀。在杭留两月，今方得出关，历赏剧醉，不可胜计，亦一春之盛事也。知官下与郡侯情意相通，此固可乐。唐侯言:“王白今岁为游闰所胜，大可怪也。初夏时景清和，愿君侯自寿为佳。襄顿首。通理当世足下。大饼极珍物,青瓯微粗。临行匆匆致意,不周悉。”

信中所载“唐侯”，即唐询(彦猷)，为福建路转运使。“唐侯言:王白今岁为游闰所胜。大可怪也”一句，据徐邦达先生考证认为:“是指有关茶的事情。唐氏曾官福建路转运使，福建是产茶的地方,可知那时唐氏正在任上。”(《古书画过眼要录》)所谓“有关茶的事情”,也就是当时的斗茶活动。

根据信中语气揣测，王白、游闰两人，均当为蔡襄、冯京和唐询所熟识。“王白今岁为游闰所胜”，这条“战况”，由唐报蔡，再由蔡达冯，又说明他们都是斗茶圈子中人。通过这条消息，我们不难透视到宋人斗茶的激烈程度，斗茶已成“一春之盛事”，而且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出现了不少的高手。蔡襄对此事的评语，虽只有“大可怪也”的寥寥四字，却形象地表现了王白作为一个常胜将军，而今失手于游闰，令一代茶艺权威惊呼“大可怪也”，并郑重其事地与好友通报，足以证明了斗茶一艺在宋代士大夫们生活中的特殊地位。

《思咏帖》尾后两行所书“大饼极珍物，青瓯微粗，临行匆匆致意，不周悉。”其中的“大饼”，当指当时的贡茶大龙团；青瓯，则当是浙江龙泉青瓷茶碗。在这一茶友间的礼尚往来中，我们还能感觉到，在茶具的使用上，除斗茶所必用的兔毫盏外，日常品茶，恐怕还是多取青瓷的。

《思咏帖》书体属草书，共十行，字字独立而笔意暗连，用笔虚灵生动，精妙雅妍。通篇虽不及“茶”、“茗”一字，但其中蕴含的风流倜傥的人物形象，及其游戏茗事的清韵，则真是呼之欲出，袅袅不绝。

纸本，行书

纵34.4厘米，横48.69厘米

故宫博物院收藏

该帖亦称《新岁未获展庆帖》，是苏东坡写给好友陈(季常)的一通手札。共十九行，247字。《快雪堂法帖》、《三希堂法帖》摹刻，《墨缘汇观》著录，该贴用笔精良，章法上也多过人之处，正如岳珂所评:“如繁星丽天，照映千古”。据其内容来说，该帖不仅是苏轼书迹中的一件杰作，也是茶文化的一件珍贵资料。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宋代杰出的文学家、书法家，“宋四家”之一。

在谈该帖之前，让我们先看两首苏东坡的诗:

次韵黄夷仲茶磨

前人初用茗饮时，煮之无问叶与骨。

穷厥味臼始用，复计其初碾方出。

计尽功极至于磨，信哉智者能创物。

破槽折杵向墙角，亦其遭遇有伸屈。

岁久讲求知处所，佳者出自衡山窟。

巴蜀石工强镌凿，理疏性软良可咄。

予家江阳远莫致，尘土何人为披拂。

次韵周种惠石铫

铜腥铁涩不宜泉，爱此苍然深且宽。

蟹眼翻波汤已作，龙头拒火柄犹寒。

姜新盐少茶初熟，水渍云蒸藓未干。

自古函牛多折足，要知无脚是轻安。

前一首诗，是讲茶磨生成是基于臼和碾，作为一种碎茶工具，它与石质的好坏有相当的关系，苏轼认为衡山之石磨要比巴蜀的好，但由于地处四川江阳(即今之彭山县东)难得此佳物，感到很遗憾。

后一首诗则富含理趣，是赞誉周氏送给他的“石铫”的许多优点。由诗中可知，这种壶状饮具为青黑色石料所成，隔热性能良好，大腹无足，很是稳固。

在苏东坡的眼里，茶具不仅是烹茶的器皿，也是一种艺术品。因而当他得知季常家有一副茶臼时，便赶快修书去借来，让工匠依样制造，以饱眼福。《新岁展庆帖》中就记录了这样的一件事:

“……此中有一铸铜匠，欲借所收建州木茶臼子并椎，试令依样造看。兼适有闽中人便，或令看过，因往彼买一副出。乞暂付去人，专爱护，便纳上……”

根据《次韵周种惠石铫》诗中“铜腥铁涩不宜泉”一句，可知茶具不宜用铜器等金属制作。《新岁展庆帖》里，东坡欲请铜匠铸茶臼，大概是因为建州茶臼的形状很好，而仿造以便欣赏的，当然，仿造的毕竟不如真的好，所以，苏东坡在信中又说，假使有人到福建去，还是要请人去买一副木质的来。

为了借一副茶臼，东坡在大年初二写了这封信，并派专人去取。如此在意，其癖好可见一斑。那么，建州木茶臼子到底妙在何处，是什么魅力让苏轼如此费心呢?我们不妨看一看“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少游)所写的《茶臼》一诗，它简直就是《新岁展庆帖》的注脚:

幽人耽茗饮，刳木事捣撞。

巧制合臼形，雅音伴 。

虚室困亭午，松然明鼎窗。

呼奴碎圆月，搔首闻铮纵。

茶仙赖君得，睡魔资尔降。

所宜玉兔捣，不必力士扛。

愿偕黄金碾，自比白玉缸。

彼美制作妙，俗物难与双。

纸本

纵23.4厘米，横18.1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