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清代严厉禁娼动用斩决株连却令私妓泛滥狎妓官员

核心提示：“从理论上讲，清代对娼妓的此种禁令，到了‘斩决’这一程度，嘉庆时更严厉地进行株连，也是历史上最严厉的禁娼令之一。”潘洪钢表示，“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禁令往往走向其反面。如官妓的革除，就曾产生了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是官妓明里暗里继续存在。另一方面，官妓革除也推动了私妓进一步泛滥。”

本文摘自：《新民周刊》2014年第122期，作者：佚名，原题为：《明清法律限制官员狎妓》

在中国，卖淫合法化的说法，并不是今日才由一些“大V”首倡。早在27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齐桓公的大臣管仲就曾设立“女闾七百”，也就是设立专门的官营“红灯区”。然而，到了封建王朝的后期，自从明初洪武朝开始，对官员狎妓就有了明文限制。

关于管仲首设官营妓院是否正确，在当年就有争议。比如《战国策·东周策》中就曾提到“女闾七百，国人非之”。也就是说，齐国人大多对管仲此举不赞成。

在中国后世的妓院里，曾经长期树立着管仲的塑像，管仲也成为了中国性产业的祖师爷。

经历了魏晋六朝乃至大唐的开放，自宋朝开始，官府对官员嫖妓的态度开始有了180度的大转弯，乃至妓院和翰林院成为了江湖与庙堂势不两立之地，起码表面上是这样。也难怪大才子柳永终身不仕，因为他将才华换了浅斟低唱，有水井处皆闻柳词，以至于过世时，妓女们纷纷凑份子为他送行。

至于宋时，对官员狎妓的限制，大约是——官员与妓女的关系仅限于三陪服务，而不得与妓女有染。当然，这样的规定在没有摄像头的宋代，如何执行、如何监督就不得而知了。如果在妓院牙床底下有人窃听，即使是皇帝老儿也挡不了那“隔床有耳”。据张端义的《贵耳集》记载：“ 道君（宋徽宗）幸李师师（名妓）家，偶周邦彦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于床下。”也就是说，当以那一手瘦金体书法闻名的皇帝去嫖宿李师师的时候，也不敢大摇大摆提前清场，使得前一个嫖客大才子周邦彦只能躲到床底下去了。

到了明代，洪武皇帝朱元璋倒更是对官员狎妓设限重重。《大明律》规定：“凡官吏宿娼者，杖六十，媒合人减一等。若官员子孙宿娼者，罪亦如之。”要知道明朝的杖责是很厉害的，用大木棍杖责六十下很可能会致命。即便宿娼官员躲过了杖责，也会被罢官免职，将来永不续用，等于是和仕途完全绝缘。注意：这条法律的对象除了官员，还包括了中间人（媒合人）和“官员子孙”，打击面很广。

洪武朝的官妓虽不向官员卖淫，却面向社会开放，税收向官府提供财政收入。然而，既然官员不能从妓女那里得到性服务，官员对于官营娼妓产业的态度也与以往有所不同，官妓营妓逐步没落，取而代之的是市场化的性服务，高端的所谓“曲院妓”和低端的所谓“朱市妓”。“曲院妓”，色艺双绝，能昆曲，擅书法，会诗文，总之凡高端阶层风雅之事无不知晓，服务品质自然超一流。明末“秦淮八艳”可谓是其中代表。“秦淮八艳”最早见记于余怀的《板桥杂记》，是为顾横波、董小宛、卞玉京、李香君、寇白门、马湘兰六人。后人又加入柳如是、陈圆圆，称为“秦淮八艳”。至于“朱市妓”，则接近今日里的站街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