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中某党报：共产主义时顿顿燕窝不稀罕党报燕窝

核心提示：下面引用一家党报宣传“什么是共产主义”的社论，可以从中了解那一时期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某些认识：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光明、最美满、最幸福的社会。到了那个时候，人们真正进了天堂。每天吃的不像现在这样，只是粮食管饱，而是有许许多多的花样，适合每个人的口味，天天有肉，顿顿是荤，不光吃猪肉、牛肉、羊肉，而且鸡、鸭、鱼、虾也不在话下，海参、鱿鱼、燕窝也不会多么稀罕。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专栏作者米鹤都供稿

相关内容已结集出版，书名：《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出版：中央文献出版社

“五四”运动中，在“民主”、“科学”的旗帜下，各种西方思潮涌入中国。仅属于社会主义的思想流派，就有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修正派社会主义、法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工团主义、泛劳动主义、拉萨尔主义、新村主义等等。当时，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只是当时传入的众流派之一支，可它为什么能够迅速脱颖而出并独占鳌头呢？当然，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都还远远谈不到经过实践检验或历史选择的问题，主要的因素倒是和其后俄国十月革命密切相关，因为它是唯一成为现实的社会主义理论。

除此之外，值得研究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间所具有的相容性。尽管两者所产生的时代、文化场、性质和出发点等，都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可它们之间又确实有许多形似之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是，由于俄国是一个兼有东方专制主义特点的小农国度，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列宁化已使它具有东方的特点。从另一角度看问题，也可以说正是因为俄国的国情更接近于东方封建专制的中国，所以俄国的经验也许更为实用。不仅于此，中国人早期学习的马克思主义乃至列宁主义，更多的是从日本的社会主义者那里转译而来，再经过中国早期的启蒙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诠释之后，使这种相容性更为宽泛。

在对理想王国的追求上，乌托邦对中国人绝不陌生。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就在于“复三代之治”，在于实现大同世界。历代农民的均贫富理想，知识分子对“桃花源”的向往，只不过是这种乌托邦传统的不同表现。在近代，洪秀全设计了“新天新地新世界”的“天国”，康有为构想了他的“大同”远景，孙中山先生则描绘了他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美好世界。这些乌托邦构想，基本上也都是传统大同思想的发展。

当社会主义传入中国之始，中国人首先是用符合自身思维习惯的大同思想去附会和诠释它的。如当年的一篇文章认为：“社会主义者，无自私自利，专凭公道真理，以图社会之进化。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以冀大同；无贫富，无尊卑，无贵贱，以冀平等；无政府，无法律，无纲常，以冀自由。”还有人把社会主义解释为“均贫富、制恒产”。孙中山则认为：“各国社会主义者，鉴于将来社会革命之祸，岌口提倡麦克司（按即马克思）之学说，主张分配平均，求根本和平之解决。”“考诸历史，我国固素主张社会主义者，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而居，又共产主义之嚆矢。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应当说，对社会主义作如是的认识，在当时的中国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至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先从日本人、后从俄国人那里取来了“真经”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才开始把握其轮廓。经过毛泽东一代人的实践，逐渐与中国的文化场融合，成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不过，由于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仓促而缺乏理论准备，也由于历来轻视理论的文化传统，即使是中国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也很少全面地学习和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体系，在接受并向别人灌输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难免不掺杂着传统的大同思想。长此以往，在人们心目中就自然而然形成许多误解。下面引用一家党报宣传“什么是共产主义”的社论，可以从中了解那一时期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某些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