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委总结“信阳事件”：县委书记娶地主女儿地委信阳事件

核心提示：1960年12月，信阳地委为推卸责任报告中央，提出饿死人是由于大批地主、富农在土改时“漏了网”，“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许多县委书记娶了地主的女儿，内外勾结实行阶级复辟，才造成“群众生活异常困难”……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专栏作者米鹤都供稿，相关内容已结集出版，书名：《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出版：中央文献出版社

酝酿于50年代、展开于60年代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可以说是导致第三代人盲目冲杀的理论基础，其形成十分复杂，涉及到许多方面，至少和当时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直接相关：

一、鉴于苏联共产党“放弃”阶级斗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武器，造成资本主义在苏联国土上“全面复辟”的教训。中国的“反右”运动和东欧的波匈事件，都说明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内外敌人不甘心于失败，阶级斗争呈“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总态势，有时甚至还会出现激烈的冲突。因此要强调阶级斗争这个纲，经常划清阶级阵线，防止复辟资本主义。

二、毛泽东对党内日益滋长的腐败现象感到不安，他经常批评干部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追求物质生活的享乐主义倾向，认为这是和平演变的集中表现。1945年7月4日，毛泽东和黄炎培等在延安共话天下。黄炎培直言相问：“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毛泽东肃然作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但在是新中国的初始设计中，主动地“忽略”了国家体制中的监督机制，多党合作中的监督也逐渐淡化，导致不合理的集中机制被推向极致，也导致革命领袖们飘飘然，向“老子打天下，老子坐天下”的传统回归。毛泽东建国后没有重提共产党人将以群众监督制止腐败、保证新政权兴而不衰的方法，却中意于战争年代的供给制，试图用革命的清贫消除特权和腐化。但是这遭遇到来自干部阶层的强大阻力，于是他开始把制度建设缺陷导致的腐败滋生蔓延，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认识，想到用阶级斗争的激烈方式解决这个矛盾，防患和平演变于未然。

三、“大跃进”运动失败后，毛泽东退居二线，但他没有真正地总结这一重大教训，反而从“庐山会议”得出相反的结论。特别是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他不得不做了检讨，可他内心认为并不是他的理想和道路出了问题，而是像林彪所说的，“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而把大跃进的失败、三年困难，看成是由于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更把大面积饿死人说成是阶级敌人破坏所致。不久，他就公开讲：“你们压了我几年了嘛，说集体没有优越性了，这不是压我？”可见，他没有认真总结和接受大跃进的教训，反而认为那些批评过他的中央领导人已然离心离德，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这种路线之争更是和平演变的焦点所在。

这三个阶层的问题，成为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基本依据。

在处理第一层次，也就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时，大资产阶级和地主富农，以及与旧政权有着密切联系的各类人等固不待言，在“三大改造”中被缴了械、却洗刷不清其剥削历史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升格为敌人。毛泽东首先提出对那些已被打倒在地装死的阶级敌人，不能放松警惕，使他们在社会中处于孤立和被监视的地位，不能乱说乱动，包括他们的子女也要另眼相待。在具体政策上就出现了以家庭成份为划分的社会等级化。其次由于1957年“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主要来自知识分子，也是秉承于列宁的做法，毛泽东把旧知识分子视为社会主义的异已力量，提出了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是依附于剥削阶级“皮”上的“毛”的“皮毛说”。于是，知识分子成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故他们实际上也被载入另册。

在处理第二层次，也就是党内的“阶级斗争”时，由于毛泽东把它看成是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时期最集中、最典型也是最危险的表现，把干部中的各种错误视为资产阶级“打进来、拉出去”的结果，甚至一些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也被说成是中了资产阶级的美人计。譬如在对待河南信阳因为大跃进的浮夸风饿死一百万农民时，一些中央领导人首先把这归结为阶级斗争造成的。1960年12月，信阳地委为推卸责任报告中央，提出饿死人是由于大批地主、富农在土改时“漏了网”，“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许多县委书记娶了地主的女儿，内外勾结实行阶级复辟，才造成“群众生活异常困难”……1961年元旦，毛泽东把该报告批发全国“都应照此执行。”毛泽东认为，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须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这样，百万人饿死的人祸被悄悄掩盖，全国却搞起“民主革命补课”运动，补划了大批“漏网”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等。仅陕西省长安县，土改时才划定2700多户地富，这次却补划了3271户，超过120%。

1962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在城市中开展“五反”和在农村中开展“四清”的问题，其中湖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提出，“各地反映，运动所到之处，‘牛鬼蛇神’很快销声匿迹。”毛泽东指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样，全国由于大跃进、经济失调造成的饿死人以及自身体制导致的干部贪污腐化等问题，被转移到“阶级斗争”上来说事。

第三层次是党内上层的所谓路线斗争，这是毛泽东最为担忧的“阶级斗争”。他在“四清”运动中一再提出“根子在上面”，实际则是把一些工作上的意见不合上纲为路线斗争，接着把运用于知识分子身上的以政治思想划分阶级的标准，同样应用在老干部和他的众多战友身上，“亲不亲、阶级分”发展为“亲不亲，路线分”。斯大林身后遭苏共中央唾弃的事实，对毛泽东刺激很深，尽管他从来没有对斯大林产生过敬佩之意，但此时却颇有感触。他开始担心身边是否睡着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格外警惕党内的动向，在晚年终于形成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理论。

第三代人自幼接触的，主要聚焦于第一层次的阶级斗争教育。显然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角度，60年代的阶级斗争学说从划分阶级的标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矛盾的地位，到阶级斗争总的发展态势、以及党内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等，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其中夹杂着许多人们从传统文化角度的理解和发挥，因袭了一些传统政治斗争中的“上纲”、“株连九族”的做法。当由此熏陶长大的第三代人起来运用这一武器时，不难想象会出现何等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