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复出后为何说毛泽东秘书胡乔木是“软骨头”？胡乔木韩天石

核心提示：1977年邓小平再度复出，乔木吓坏了。邓小平不计前过，又起用了胡乔木，但对他评价不高，邓说过两句话：一句话是“软骨头”，另一句话是“还是党的一支笔”。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14年第2期，作者：盛禹九，原题为：《复杂多面的胡乔木——同李锐谈话录》

盛禹九（以下简称盛）：2011年出版了一本书——《中共中央第一支笔》，副题是“胡乔木在毛泽东邓小平身边的日子”。这本书出版后，我看到朱正写的一篇文章——《“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读后》，刊登在2011第11期《炎黄春秋》上。朱正的文章反映出：这支笔“为党作宣传、作解释、作辩护”，为尊者讳，有时会颠倒是非，掩饰谬误。看来胡乔木是个有争议、值得研究的人物。我知道，您老和乔木交往有半个世纪之久，了解甚多，能谈谈对他的一些认识和印象吗？

李锐：是的，我同乔木相识已久。记得和他第一次见面，是1939年8月在重庆南方局召开的青年工作会议上。当时，南方局青委书记是蒋南翔，我在湖南省委组织部工作，兼省青委书记，被派去参加这个会议。冯文彬和胡乔木从延安来参加这个会，他们是中央青委负责人。借此机会，我和在重庆《新华日报》当记者的范元甄结了婚。开完会后，冯文彬去云南；胡乔木由我陪同到湖南考察工作。当时范元甄在重庆是公开身份，我在湖南是地下身份，有些暴露；于是由南方局组织部长博古决定，将我俩调往延安。这样，12月间，我和胡乔木一起从湖南、经桂林又回到重庆，与范元甄会合后，大家一起同乘一辆大卡车，挂着“八路军”的牌子（我穿军服戴有上尉军衔），去了延安。

在重庆开会时，关于湖南的青年工作情况，我写过一个本子的材料，同胡乔木有过接触，在湖南又一起相处了一个多月，对我有些了解，所以一到延安，乔木便把我留在中央青委工作了。当时中央青委书记是陈云，副书记是冯文彬，韩天石也调来任秘书长，胡乔木是宣传部长。宣传部原来只有编辑科，主编《中国青年》，杜绍西当编辑科长，科里有杨述、韦君宜、许立群、陈企霞等人。我被任命为宣传科科长，我的任务是主写青年运动史，编内部油印刊物《青年运动通讯》，工作人员有杨永直、陈适五、童大林等。

1940年《中国青年》发表一篇以西北青年救国会名义的《上蒋委员长书》，对国民党地区的一党专政，没有民主，影响到学校教育和青年成长等，有所批评和建议。这篇文章是胡乔木写的，得到毛泽东的欣赏，于是乔木被调去当毛的秘书，从此以后成为毛的一个得力助手，被毛誉为“思想改造得最好、灵魂最美”的知识分子典型。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胡乔木帮助毛完成了《六大以来》，这是批判王明的教条主义和周恩来的经验主义的最重要的工具。他还帮助毛起草和整理了不少文件、文章和讲话，包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乔木的文章富有文采：有时气势磅礴，有时犀利幽默，趣味盎然。我印象较深的是整风期间给《解放日报》写的一篇社论——《教条和裤子》。当时我在报社管评论和社论。这篇社论以形象生动的语言和比喻，批判当时的“教条主义者”；说他们“裤子里藏着一个尾巴”；要他们“脱裤子”，“割尾巴”。社论经毛泽东修改后，在延安整风的政治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我就亲身感到博古当时难受的情况，他脸色都变了。

正如朱正文章中所提到的，胡乔木“为党作宣传、作解释、作辩护”，他的一些文章有许多不大符合事实、强词夺理之处，例如1957年胡乔木写的《肃反问题上驳右派》一文就是。这是胡的身份、地位、工作和性格所决定的。

盛：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我在《中国青年》工作，总编辑韦君宜谈到胡乔木，说她在延安和乔木一起工作期间，他平易近人，没有领导架子。有一次，胡乔木给大家讲写作知识，拿了毛泽东写的一篇新闻作范例，作了怎样开头，怎样照顾全文，怎样结尾等方面的分析。韦君宜听了，觉得很有意思，便把记录稿整理出来，标上标题《写作范例——一则新闻》，署名“听桥”，是听乔木讲话的意思。她拿着稿子找胡乔木。乔木看了，作了修改，讲了为什么改的道理。乔木看到署名，对韦说：“桥怎么能听？”便提笔改为“听樵”。这篇文章在《中国青年》发表后，从此胡乔木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文章都署名“听樵”。韦君宜晚年还对我说过，她对胡乔木的许多文艺观点并不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