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眼中毛泽东形象：后悔朝鲜战争出兵的“亲美狂”王明毛泽东

核心提示：朝鲜战争时，毛泽东犹豫一旦中国出兵，“中美传统友谊就完了！”……由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是个“亲美狂”。

本文摘自：《党史文汇》2013年底10期，作者：张家康，原题：《毛泽东与王明不一样的地方》

毛泽东曾经对师哲说过这样的话，“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考虑得太少，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所谓“别人的事”，指的是中国之外苏联的事，真是精辟之至，一针见血。

大革命时期，王明的出发点、着眼点是共产国际，这才产生出教条的“左”倾冒险错误；抗战时期，王明又为苏联着想，惟恐得罪国民党，才产生妥协退让的右倾错误。与之相反的是，毛泽东的出发点、着眼点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正是在面对和处理这一核心利益时，他们之间分歧明显，而这之中却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起始点和立脚点

毛泽东长王明11岁，两人虽然都家境贫寒，可他们却有着不一样的父亲。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是个勤劳节俭的农民，正是靠着他的克勤克俭，才使得毛家在小小的韶山冲，也算得上不大不小的财东。他对儿子没有过高的奢望，只是要求也像他一样，靠劳动和算计，成为韶山冲更大的财东。

在毛泽东的记忆中，他6岁就做力所能及的农活和家务，刚识字就帮父亲记账，稍大就和长工一起干农活。父亲讨厌无休止的读书，他的理想是儿子识字记账，再学会打官司就行了。和毛泽东不同，王明的父亲陈聘之是个读书人，当过私塾先生。

毛泽东6岁就干农活，王明5岁则随当私塾先生的父亲读书。与毛泽东9岁入私塾读书相比，王明要早4年，而更重要的是，有父母的期待和支持，王明的读书求学，根本用不着像毛泽东防范父亲那样，偷偷摸摸，鬼鬼祟祟。

少年毛泽东是被父亲当作“长工”一样使唤，就因为读书，不知被父亲痛骂过多少次，在与父亲的争执中，他变得更为敏感和叛逆。少年王明乖巧聪明，一手工整娟秀的楷书，使小小年纪的他，每逢腊月都要给街坊邻居写春联。大人们的赞不绝口，使他的虚荣心得以满足。和毛泽东在私塾读书相比，王明倒是个听话的学生，凡教过他的先生没有不欣赏他的。

生活在农村的少年毛泽东，天天和农民在一起，有时也被父亲催逼下田当“泥腿子”。他与农民有着最为亲近的情感联系，常常为他们的遭遇抱不平。1910年4月，长沙发生饥荒，粮价飞涨，民不聊生。饥民们去官府请愿，非但没有受到安抚，反而遭到枪弹的镇压。消息传到韶山，毛泽东十分痛心，对官府的镇压，极为不满和愤怒。几十年后，他还感慨地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

王明所缺乏的正是这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他基本是在父母的呵护下，在远离实际的私塾里，渡过了自己的少年时光。

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走出韶山冲，先入湘乡继入长沙后入北京，纷繁多变的世界给予他极大的感官和精神的刺激。他信过康有为、梁启超，信过孙中山，最后又信过陈独秀，成为五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他对政治有着一种莫名的冲动，这在他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中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文章说：“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种社会的担当，这种历史的责任，这种年轻人一往无前的霸气，已是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在他参与发起的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的运动中，他已成为风云人物，报刊上频频出现他的姓名，社会各界已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他。此时的他还没有固定的政治信仰，对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1920年夏，他在上海与陈独秀相会，陈所谈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话，使他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不久，陈独秀在相约各地共产主义者创建共产党时，毛泽东成为湖南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