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中科院科学家为何只三分之一时间用于科研

核心提示：1955年，中科院向中央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上列举了数学所所长华罗庚，原子能所所长钱三强等人，都只剩下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科研，其他三分之二的时间被社会活动所占。

凤凰卫视10月28日《腾飞中国》，以下为文字实录：

何亮亮：1955年，中科院向中央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上列举了数学所所长华罗庚，原子能所所长钱三强等人，都只剩下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科研，其他三分之二的时间被社会活动所占。特别是华罗庚身兼13个职务，同样榜上有名的植物所主任戴芳兰，则干脆说1955年以来，没有什么研究成绩，过一年少一年，很危险。

科研时间为什么会这么少？几天后，科学院邀请高校的几位科学家座谈，北大的周培源、清华的钱伟长等都在座，他们归纳了三个原因。原因之一，行政工作任务多。因为办事要走群众路线，大家商量着办，这样不仅担负行政职务的人忙，就是不担负行政职务的人也被占去了很多时间。原因二，会议多，许多工作本来不必通过会议形式解决，但也要开会，清华大学有一个教授一周开了12次会。原因三，社会活动多，许多教授忙于写文章、作演讲、见外宾，想有半天时间坐下来研究都很难。在当时，许多科学家怀着极大的热忱，从海外归国对新中国新气象很不适应，他们想只争朝夕地投入科研。

然而，先是思想改造两年，后又有众多的社会职务让他们应接不暇，但是却之不恭，毕竟积极的政治态度是安身立命的首要条件，中科院提交的那份调查报告，正是中央对知识分子状况调查的一部分。之后不久，就有了著名的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将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划入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向全国人民提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任务，并且指出目前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不能最有效地支配自己的工作时间。中央认为，必须保证他们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即每周40小时用于自己的业务。

会后，中共下发《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将六分之五工作日写入了文件，然而次年随着反右运动的到来，六分之五工作日的提法实际上被终结了。之后“大跃进”运动又接踵而来，毛泽东本着“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想法，号召全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实验室和研究室的平静被大炼钢铁和高产卫星所打破，科学规矩也被一众卫星轰到了九霄云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