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权力与人性:大跃进时期公共食堂研究》 作者:李若建 原载于《开放时代》2004年01期
在粮食紧张的情况下,食堂工作人员的多吃多占成为普遍现象。当年有顺口溜说,“一天吃一两,饿不死司务长(有的地方是‘饿不死小队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
云南昆明市郊区的一个村庄,全村的男人与小孩都成了“贼”,偷窃附近国营农场的田间蔬菜,因此在困难时期仅一人直接死于浮肿病。虽然大部分保了命,但是生育基本停止了。
而1960年全村仅仅出生三个婴儿,这三个婴儿的家庭均有人在食堂工作。{45}河北省有一个村庄,上级下拨了5760斤薯干,被运输和食堂相关人员吃了1520斤。{46}
食堂工作人员成为指责的对象。在一些单位,为了防止炊事员等人多吃多占,还设立了“监厨”岗位。{47}1960年贵州省委给中共中央的《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中指出,“国家供应的指标又被基层干部和食堂管理人员层层扣留了。……群众说‘不是粮食太少了,是良心太少了’。”{48}
公共食堂成为一种政治制度的象征,因此政治统帅食堂也就不可避免,可是政治统帅的结果并不理想。当年河北省委提出的口号是“共产党员进食堂,支部书记来掌勺”。{49}1960年6月四川省委在《关于进一步办好农村公共食堂的十项规定》中提出了“加强领导、政治进食堂、书记下厨房”的措施。{50}
当年的食堂工作人员中,如果出身不好,很可能成为指责的目标。最常见的作法是把饥荒归罪于食堂办不好,而食堂办不好又归罪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的破坏。1958年江苏赣榆县有一个食堂的47名炊事员和管理人员当中有地主富农9人,为此基层干部作检讨,并将地主富农清除出食堂。{51}《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试行章程》和青海省委的《关于大力办公共食堂的指示》中规定“地、富、反、坏、右”不得担任食堂工作。河南省新乡地区一次就从食堂中清洗出“地、富、反、坏、右”1361人,富裕中农2061人,不称职的4175人。{52}这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作了什么事不得而知,但是清洗的作用是让他们当替罪羊。
本文:大跃进时食堂人员贪污成风群众“良心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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