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子弟明知考不上也要报高考：只为证明翻身

核心提示：1978年，我花了5角钱报名参加了高考，虽然我知道自己初中毕业已经10多年了，肯定考不上大学，但允许我参加高考，就证明了我在政治上彻底翻身了，不再低人一等！

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3年6月6月第14版，作者：胡哲辉，原题：《命运有起有落，最终会是春天》

一代人的青春，必将汇成一曲宏大的合唱。时代或许给这合唱定下了某种调子，但每一个人的青春从来都没放弃过梦想，没放弃过放声高歌的愿望。只是际遇不同，发出的声音才有高有低，有强有弱，有着各自不同的音量、音色。而无论哪代人参与的这曲大合唱，都只有一个名字：青春万岁！

婉转之音：监考“同事”成了大学班主任

77152，这是我读大学时的学号，即77级1班第52号。

1977年冬天恢复高考时，我作为一名基层军官受部队委派，参加了部队所在地方的大中专招生工作，参与了监考、阅卷和统分的全过程。看着面前年龄不等的考生，我实在羡慕。我出生于山东农村，是1967年高中毕业生。“文革”动乱使我成了回乡知青，后来应征入伍。如今终于招生了，我却因为部队没有名额而只能临渊羡鱼！

没想到，转机就在来年开春。大概算是后来所说的委培生吧，我被部队送进了大学，分到了中文771班，班主任恰恰是和我一起参加招生工作的徐老师。他见到我这个“同事”后，愕然道：“老李，你怎么来啦？”我说：“向老师报到，我来你班当学生了。”徐老师连说：“开玩笑，开玩笑！”待他弄清情况，又说：“那你就给我当班长吧！”我入学时已31周岁，年龄最大，比同桌年长近一倍。本班花名册上本来只有51个名字，我成了第52个，所以学号为77152。

我和同学们一样，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发奋读书。而正在我潜心攻读之时，1979年9月部队的吉普车又开到了学校，首长对我说：“你的大学念不成了，咱们部队子弟学校首届高中生明年就要毕业了，语文课程必须由你回去担任。”学校领导替我表示惋惜，并与部队首长达成了让我“休学一年，明年送完高考再返校续读”的协议。

到了1980年4月，毕业班课程进行完以后，部队真的又把我送回了大学。令人感动的场景出现了：同学们大半年以来分工合作，把各科的课堂笔记都为我整理一份，一大摞笔记本抱到了我面前，鼓励我抓紧一切时间补课，仍随本班学习，争取一起毕业；老师们也主动为我补课、补考。我暑假未休，在学校埋头补习，各门功课全部补考过关，与全班同学一起在1982年2月毕业了！（山东冠县李润波66岁）

低沉之音：张铁生差点害苦我

1973年，国务院对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文化考试”的内容。我1968年高中毕业，这时已在老家务农五六年了。我以生病为借口，躲在家里偷偷看了一个星期的书，最终考得比较满意。不料，就在等待好消息飞来的日子里，“白卷英雄”张铁生冒出来了，1973年的文化考试很快作废。因为父亲是“走资派”，我自然与大学无缘。而我的一些同学虽然原来学习成绩不怎么样，却因政治条件过硬而上了大学。

对于张铁生，我当然在内心抱怨过。不过，我还不算最倒霉的，最终被湖南省水利水电学校录取，成为一名中专生。一个张铁生竟改变了一大批青年的命运，真是令人唏嘘！（湖南衡阳文新华64岁）

欢快之音：扩招帮我爱情事业双丰收

作为“黑五类”子弟，我没能读完初中就回老家“修地球”了。1973年5月，我被招到农场基建队成了一名木匠学徒工。恢复高考那年，我临阵磨枪走进中考考场，最终落榜。第二年4月农场组织了一个高考补习班，我进入补习班全脱产恶补。高考时我考了312。5分，本来以为很有把握，却一直没能等来那远方的来信。在这之前，同单位一位漂亮的女青工看上了我，遭到她父母、师傅等人的反对。她无可奈何地告诉我：如果再考不上，就只好“拜拜”了。所以，这次高考，不仅承载着我的大学梦，也承载着我的爱情。

就在我万念俱灰之时，邓小平做出了高校“挖潜扩招”的英明决定。1979年元旦前，终于盼来“常德师范专科学校中文专业”的入学通知书，已有5年工龄的我，带着甜蜜的爱情和国家发给的33。5元月薪，走进了大学校园。（湖南长沙万经伟57岁）

昂扬之音：参加高考只为证明翻身了

1966年我初中毕业，由于父亲是右派，我不仅没有被推荐升学的资格，反而成了被管制的对象。我不得不回家务农，还不允许参加群众大会，至于当民兵、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更没可能。同样劳动，别人得10分工，我只得8分工，父亲只得6分工，并且重活脏活都安排给了我。对于这些歧视，我只能忍气吞声，不敢有半点怨言。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对“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也解禁了。1978年，我花了5角钱报名参加了高考，虽然我知道自己初中毕业已经10多年了，肯定考不上大学，但允许我参加高考，就证明了我在政治上彻底翻身了，不再低人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