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后留学法国要勤工俭学去俄国只需路费

核心提示：“五四”时期所以会出现留法和留俄的集体留学热潮，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去法国可以边打工边读书，即“勤工俭学”；去俄国，则只要凑足路费，到了那边就没有学费的问题了，甚至连生活费俄国人也都负担了。

本文摘自：《环球》2011年第13期，作者：杨奎松，原题为：《“创党一代”海外取经记》

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即准备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际，曾经发表过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叫《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把这篇文章看成是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28年的一份经验总结。文章清楚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诞生和成功的内外原因及其背景，其中有一句话非常重要，说的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这句话，其实也概括出了近代以来中国发生社会变革的一个最本质的思想根源，即西方的思想影响。

他写道：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就一直在向西方寻求真理。“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出世前，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等都不行，还必须要靠共产党，就是因为那些早先适合于欧美日的西方真理对中国都不管用，直到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其实，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的各种改良的或革命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党派，乃至今天所使用的大量政治语言，基本上都是从西方学来的。只不过，有些人学的，是毛泽东讲的那种在中国行不大通的西方真理。共产党人学的，是被俄国人证明了的，最适合于落后国家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要学西方，只有两个办法，一是走出去，一是传进来。

毛泽东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毛泽东本人，没有留过学，他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的知识，主要是从俄国人介绍到中国来的各种文本中获得的。但是，相对于早期中共的发起人或参加者来说，没有出国留学经历的青年人会受到很多局限。比如，毛泽东因为“五四”时期的主要活动范围是在长沙这样的内地城市中，并且不懂外文，所以相比起他的留法同学蔡和森，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乃至于和毛差不多同龄的李达、李汉俊这些留过学、懂外文的人，毛泽东所接触和接受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的影响，就明显地比较晚。

中共发起人中，陈独秀、李大钊等都赶上了毛泽东所说的较早的那拨留学热潮。他们也因此很早就成了著名报人或教授，有了相当的影响社会与影响思想的能力。而和毛泽东同代的年轻学生或刚毕业不久的青年人，很多也赶上了留法和留俄的热潮。

当年中国的青年学子出国留学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考官派生；一是进清华这样的留美学校；一是自己或家里有钱。对于大多数家境或学习程度达不到考官派或进清华的各地普通青年学生来说，他们唯一的留学机会只有就近去日本读书。但是，日本路费虽然便宜，学费的压力还是很大的。“五四”时期所以会出现留法和留俄的集体留学热潮，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去法国可以边打工边读书，即“勤工俭学”；去俄国，则只要凑足路费，到了那边就没有学费的问题了，甚至连生活费俄国人也都负担了。

自从科举废除后，留学一直是青年学子在学业和事业上取得成功的一条捷径。又加上“五四”时期西方思想传播极其活跃，俄国革命又极具吸引力，因此，这两方面的作用就促成了这一时期新的留学热潮的出现。事实上，即使是留法或留欧的青年学生，相当一部分后来也都转到俄国去了。而中国共产党一成立，也为培养干部，马上成立了外国语学校，稍加语言训练，即派送留俄。这些都扩大了中共早期组织中留学生的数量。正是这些留学生构成了中共二三十年代党的骨干力量。如蔡和森、邓小平、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王一飞、朱德、聂荣臻、李立三，也包括再晚一些留俄的俞秀松、周达文、张闻天、杨尚昆、秦邦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