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茶一味的真实写照
禅茶一味的真实写照
“千载儒释道,万古山水茶”。儒、佛、道三教同山的文化、秀甲东南的碧水丹山以及馥郁甘醇的岩茶共同绘就了绵延百里的武夷画卷。在这幅绚丽多彩的画卷中蕴藏着一处佛光普照、禅茶飘香的人间净土——武夷山天心永乐禅寺。
天心永乐禅寺始建于唐贞元年间,是武夷山最大的寺院,佛教“华胄八名山”之一。天心永乐禅寺位居武夷山景区方圆百里的中心位置,不但坐拥“五象朝圣”、“千叶莲心”之胜,而且是茶中之王“大红袍”的祖庭、中国乌龙茶和工夫茶的发源地、台湾洞顶乌龙茶的故乡,可谓:名山古寺交互辉映,高僧禅茶相得益彰。
这里自古高僧辈出,名贤荟萃,禅风和悦,茶韵幽远,堪称“茶禅一味”的典范。儒家的正气、道家的清气、佛家的和气与茶家的雅气,共同谱写了以“正、清、和、雅”为核心理念的武夷山禅茶文化。武夷山的禅茶文化不但是武夷山茶文化、中国乌龙茶文化、工夫茶文化的源头,而且是中国和谐文化的缩影,也是两岸血脉一家的重要见证。
引茶入佛,引禅入茶
隋唐以来,寺院的收入除了靠香火和少量的施与,主要靠自给自足的田园经济。尤其是百丈怀海推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百丈清规》之后,寺院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基本实现了自养。随后,各地寺院纷纷效仿,挖掘自身优势,农禅并举。
天心永乐禅寺偏居山隅,周边崖悬壑深,终年云雾缭绕,种植茶叶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僧人们在这里结草为庵的同时就开始广泛种植茶叶,从此,“茶佛一家”在这里找到了最真实的写照,“茶禅一味”在这里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但在那个时候,人们定然没有料到,僧人种茶养生竟成为武夷茶名扬天下的发端。
早在唐宋时期,天心寺就有了一套以茶礼佛的仪规。每逢佛祖诞日,僧人们都要举行盛大的“浴佛节”,以茶汤沐浴佛身的“洗佛茶”,供香客取饮,祈求消灾延年。还时常举行茶会,或“茶宴”,用以招待施主与香客。此外,如供奉佛祖的“奠茶”、按照受戒年限先后啜饮的“戒腊茶”、全寺僧人共饮的“普茶”等等,名目繁多。后来天心寺还设置了专职的“种茶僧”、“制茶僧”,专司茶叶管理和制作,并设有“茶头”,专门负责烧汤烹茶,门前配有“施茶僧”,为施主、香客、游人惠施茶水,还建有“茶堂”、“茶寮”,专门供僧人们讨论佛理禅道,切磋经论,招待施主宾客。
茶不但为天心寺实现了自养,也因其提神、解渴、静心的功效,为僧侣们打坐修禅提供了必备的身心条件。随着茶和佛的密切渗透,茶渐渐成了参禅悟佛之机、显道表法之具,既充实了佛教的仪轨,又丰富了禅林生活,同时也成了广结善缘、凝聚十方善信的桥梁和纽带。
据《武夷山志》记载,公元900年前后,诗僧贯休三度来访武夷山,在天心寺庵挂单止宿,并在那里拜会扣冰禅师,二人十分投缘,把茶当酒,说佛论禅。贯休在禅茶的岩韵中诗兴勃发,以“窗外猩猩语,炉中姹姹娇”形容煮茶的场景,以“但得相觅在,莫苦入深云”的诗句抒发了二人的茶禅之缘。
南宋绍兴二十年,朱熹在天心寺问禅于来访的大慧禅师。大慧禅师在焚香沦茗中悠然吐纳,为朱熹指点迷津,从而为创立集儒、释、道之大成的朱子学体系奠定了基础。茶可通神,天心禅茶为朱子问禅营造了亦佛亦儒的平和氛围,完成了援佛入儒的神圣使命。
明朝的二百多年间,“茶禅一味”在天心寺得到了全新的阐释和传神的演绎,天心禅茶开始撩开神秘的面纱走进了世人的生活。明代文人徐柳在《天心禅茶疏》里这样描绘天心永乐禅寺的茶禅盛事:“……借水澄心,即茶演法。涤随眠于九结,破昏滞于十缠。于是待蛰雷于九龙窠中,声消北苑;采灵芽于天心岩上,气靡蒙山。依马鸣、龙树制造之方,得地藏、清凉烹煎之旨。焙之以三昧火,碾之以无碍轮,煮之以方便铛,贮之以甘露碗……”作者用浪漫手法渲染了天心永乐禅寺茶禅交融的动人场景,不露“茶”、“禅”一字,而把“茶禅一味”的美妙演绎得淋漓尽致。
武夷岩茶“大红袍”的祖庭
明初,福建籍举子雷镒进京赶考,途经武夷山,因中暑而昏厥于路旁,为天心寺采茶的僧人所救。天心寺慈悲的方丈和僧人们对雷镒悉心照料,并以浓茶入药为他祛暑。雷镒最终得救,感激万分,许诺如能金榜题名必将回来报答救命之恩。不知是得到菩萨的鼎力加持,还是香浓的武夷茶激活了举子敏捷的才思,雷镒果然高中榜首。新科状元雷镒的第一件事就是回武夷山天心寺报答救命之恩。可清心寡欲的方丈再三推辞说:“出家人以慈悲为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况且救你施主之命的并非老衲,而是天心禅茶,要报答你就报答这些茶树吧。”可是怎么向茶树报恩呢?聪明的雷镒脱下状元袍披在茶树上,并三扣九拜以表感恩。从此“大红袍”的故事不径而走,传遍了大江南北。
靖难之役后,明成祖为稳固统治,派大将胡濙踏遍名山大川,以寻访张三丰为名查询建文帝的下落。永乐17年(1419年),胡濙得知张三丰正归隐武夷山后,就率兵马直奔武夷山,遍访各寺院宫观。虽然最终没有查获建文帝的下落,但既崇佛又嗜茶的胡濙被武夷山的天心禅茶所沉醉,便在天心寺止宿月余。他亲眼目睹了茶僧制茶全过程,聆听了举子报恩“大红袍”的故事,在浓浓的茶香中他写下了“云浮山际掩禅院,月涌天心透客居。幽径不寒林影下,红袍味里夜可无?”的诗句,赞颂了天心寺悠然的禅境和大红袍独特的神韵。回京时,胡濙把天心禅茶带回进贡皇上。品了天心贡茶,明成祖龙颜大悦。当时,明成祖为了笼络人心,稳固自己夺取的皇位,也为了忏悔自己滥杀无辜的恶业,纷纷诏封寺院宫观。同年,明成祖正式诏封天心禅茶,为“大红袍”正名,降旨天心庵“精耕勤灌,嫩摘细制,世代相传,岁贡入京”,同时敕封天心寺为“天心永乐禅寺”,扩充构体,极一方盛概。在天心永乐禅寺里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两块圣旨碑和一对石龙,见证了这一段茶以寺名、寺以茶荣的辉煌历史。“大红袍”由此位居万茶之尊,并无可替代地成了武夷茶的代名词。
乌龙茶、工夫茶的发源地
自宋、元开始,武夷茶就开始入贡朝廷,当时的武夷茶都是被称作“龙团凤饼”的茶团或茶饼,以便于保存和运输。但团茶制作起来既费时又费力,而且不能保持茶叶的自然形态和韵味。
明初,朱元璋推行休养生息政策,颁令罢造龙团,改制散茶,以减少茶农为制作贡茶而花费的时间和人力。但散茶对茶叶的色、香、味、形有着更高的要求,因此茶叶制作工艺亟需改良。根据《续茶经》记载:“武夷造茶,僧家最为得法”。武夷茶改良的任务很自然就落到了僧人的肩上。
明末隆庆年间,崇安县令殷应寅从安徽请黄山僧人入住天心永乐禅寺,专事制茶。黄山僧引入松萝制法,一改惯常的制作方法,以炒代蒸,是武夷茶制作的一大进步,做出来的茶叶虽然色、香、形俱佳,但略有苦涩之味,仍不尽理想。
1646年,清兵入闽,攻打偏安福建的南明政权,途经武夷山天心永乐禅寺,恰逢采茶时节,疲惫的士兵们一时找不到住所,干脆就睡在刚采摘的茶叶堆上。士兵走后,茶叶已变软,部分叶片边缘发红。僧人们痛心不已,但又舍不得废弃,只好照常制作。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做出来的茶不但香高味浓,而且没有松罗茶所带的苦涩之味。原来,士兵们历经军旅劳顿,在茶青上睡觉时难免展转反侧,这无意中完成了茶叶“做青”的工序,为茶叶起到了发酵的效果。而这恰到好处的发酵正是后来乌龙茶制作的点睛之笔。
制茶僧们经过反复的推敲和试验,终于摸索出了一整套完整的制作工艺,它包括萎凋(凉青、晒青)、做青(摇青、掠青)、炒青、揉捻、烘焙等五大环节。做青过程中,因鲜叶互相碰撞,叶缘细胞被擦伤破坏,改变了供氧条件而发生轻度氧化并呈现红色;叶片中央部分则由暗绿转淡绿再变为黄绿,从而形成了“绿叶红镶边”的独特风采。炒青后的杀青叶,由于经过反复揉捻,叶片由片状卷成条索,而被揉碎的叶细胞所渗出的茶计又粘附在茶叶的表面,在冲泡时易溶于水,让茶汤香高味浓。经过这种工艺制作出来的茶叶状呈条索,形同乌龙,俗称“乌龙茶”。乌龙茶从此问世。乌龙茶甘浓郁馥,经久耐泡,为工夫茶提供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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