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茶商在明代创造了中国茯砖茶的始祖文化

明清以来“泾阳茯砖茶”一直独霸西北市场，也是民族地区特需商品。西北谚语“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痛；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就是其真实写照。这里我们透过“泾阳茯砖茶”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地位，来揭示其背后那种深厚的中国茯砖茶始祖文化。

（一）明清时期陕西商帮商垄断了西部地区的边茶贸易。

陕西商帮在明代指来自紧相邻接的西安府的三原、泾阳县和渭南韩城等地的商人。明清时期，中央政府为了巩固边防，在陕西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布马交易”等特殊的经济政策。当时的陕商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发挥独有的地域和物产优势，输茶于陇青、贩盐于川黔、鬻布于苏湖、销烟于江浙，形成了以泾阳、三原为中心，以西北、川、黔、蒙、藏为势力范围的西部商业资本集团。以财雄势宏被尊为“西秦大贾”或“关陕商人”。

边茶转输是陕西商帮从事的大宗商品流通领域之一。明清时期政府实施茶马交易，率先立茶马司于陕西等处，将西北边茶作为军事物质专营；成化五年明政府放宽政策，部分茶叶进入商品流通；弘治三年推行了“开中边茶”，由官收官销改变为官督商销，西北边茶进入了大规模商运商销的阶段。自此陕西商人尽占边茶贸易的天时地利人和，垄断了西北边茶贸易。明清时期泾阳县经商者特多，其中从事长途贩运的商人结成帮会，即“泾阳帮”，常从湖南等省购入茶叶。为便于长途运输，将茶叶经过炒制，加工成砖茶，用牲口驮运到青海、新疆、内蒙，卖给当地牧民。据清道光年间，卢坤撰《秦疆治略》文中提到：泾阳县，官茶进关……另行检做。而检茶之人，亦有万余。由此可见当年茶叶生产规模之大，管理之严。据查计：泾阳县经营甘引者五十四家，陕引者三十二家，共八十六家，每年过境砖茶数量多在二百万斤。西南边茶亦称汉藏边茶，当时明代边防的重点在西北，西南边茶政策稍宽，陕商从事西南边茶贸易的队伍不断壮大。在明代输茶入藏的四川南路边茶贸易也操纵在陕商之手，由陕商把康定由一个小山村变为番夷总汇，当时茶棉绸大字号多为陕籍，陕西街成为当时最繁华的商业街。据《西康纪要》载陕商泾阳人刘兴义在雅安开设的“兴义茶庄”每年的利润不少于16万两，王桥的于家利润10万两以上。

陕西商帮西部边茶贸易中不可撼动的地位，使占地理交通之便的泾阳成为了明清时期西北地区茶叶加工中心、销行西北的茶叶集散转运中心。

（二）早期的茯砖茶是明初陕西商帮以陕南茶为原料筑制的一种紧压茶

茯砖茶出现的时间，在茶学界有争议。很多学者认为茯砖茶出现于明末清初，一般解释为：1644年前后，陕西泾阳采用湖南安化黑毛茶为原料，在伏天手工筑制砖茶，故称“伏砖茶”；以其药效似土茯苓，就由“伏茶”美称为“茯茶”。我想这种说法只是学者们对原料来自湖南的茯砖茶的解释。茯砖茶在陕西的发展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发展的过程，远远早于以湖南黑毛茶为原料的茯砖茶。

茯砖茶的出现最早应追溯到明朝初年。陕西茶叶的生产从明初到1470年有一段“榷茶时期”，洪武四年规定民所收茶官给价，令有司收贮，这样民不得其利，私茶难禁。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边茶贸易利润丰厚，西北地区“一块茶（五斤）换一只肥大的羯子，四块茶可换一头牛，八块茶可换一匹马”，西南地区“茶一斤换一羊，十斤易一牛”，边茶一封（18斤）换羊毛100斤是经常的事，边茶的利润一般是50%-300% 。边茶贸易的丰厚利润，促使了陕商从事边茶贸易的队伍壮大。据明代杨一清的《茶马疏》的“为修复茶马旧制第二疏”提及陕西茶事云：“汉中府产茶州县……官课岁用不过十之一二，其余俱为商贩私鬻之资”。明王朝颁布了极其严厉的刑法，如私茶出境，斩；关隘失察要处以极刑等。《明太祖实录》、《明英宗实录》还载有走私边茶的“职务犯罪”。但“茶禁愈严，则茶利愈厚。利之所在，趋者澜倒”。走私的边茶因价钱低廉而充实市场，致使政府大量边茶积压。据杨一清“茶马疏”披露：“三茶马司现贮之茶……洮河可足三年之用，西宁可足二年之用，其商私课茶，又日增月益之，以致积久腐烂”。可见当时陕商走私边茶的盛行。

陕西茶商在明政府严查、路途遥远、人背马驼的条件下，既要躲过重重关卡，又要多带茶叶，谋求更大的利润，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小茶叶体积。精明的陕西商人参照团茶的制作工艺，对茶叶进行再加工，制成茶块，然后秘密运往西北地区销售。对茶再加工的过程中，陕西商人们就总结出了一套精湛的制作工艺，为茯砖茶风靡西北奠定了基础。

早期的茯砖茶是以陕南茶为原料。自唐以来，由于少数民族习惯饮用陕南茶，加之地理毗邻运输方便，陕南茶一直是朝廷以茶易马的首选。明朝廷鉴于边境烽火绵绵，敌国又善骑射，加大了扩军备战的力度，使汉中茶作为间接的“国防资源”又升了级别。《明史》载：“用汉中茶三百万斤，可得马三万匹”，可见当时汉中茶价之昂贵。茶的产供销完全成了政府行为，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大发展，在陕南茶区有“其民昼夜制茶不休，男废耕，女废织”的壮观记载。茶叶产量大幅提升，年产量“有至500万斤者”。当时昂贵的汉中茶成为陕西茶商争相贩卖和走私的商品，据杨一清《茶马疏》说：汉中一府，岁课不及三万（斤）而商贩私鬻者百余万（斤）以为常。可见陕西商茶和走私茶贸易占据的份额之大。因此早期的茯砖茶以陕南茶为原料完全可信。

自“茶马交易”以来，当时只有陕南、四川一代的茶由政府控制，成为“官茶”。而湖茶属于私茶，不能随意边销。但湖茶滋味浓厚醇和、量多价廉，陕西商人转移到湖南采购茶叶，掺于汉中茶中以次充好，从而有了“商茶低伪，悉征黑茶”的记载。明万历二十三年，御史李楠请禁湖茶，言：“湖茶行，茶法、马政两弊，……原报汉、兴、保、夔者，准中。越境下湖南者，禁止”。御史徐侨言：“汉、川茶少而值高，湖南茶行之引，无妨汉中，汉茶味甘而薄，湖茶味苦，於酥酪为宜，亦利番也。但宜立法严核，以遏假茶。”后来“户部折衷其议，以汉茶为主，湖茶佐之” 。从上面这段记载可以看出：1、明代时期湖南黑茶以价格低，以民间贸易的方式冲击到了官茶市场；2、湖南黑茶的主要途径是商人到湖南私贩，主要是先贩运到川陕，甚至以川、陕茶名义,进行走私交易；3、湖南黑茶明代中期还是川、陕茶的补充。明末清初由于陕南茶农受官、商双重盘剥，造成“民不聊生，利不胜害” ，导致陕南茶叶生产极大破坏。陕西商帮只能从湖南贩茶运至泾阳，加工成砖茶后贩卖西北。这时才正式出现了以湖茶为原料的茯砖茶[39]。

（三）泾阳茯砖茶独特的加工工艺曾经创造了“三个不能制”的神话

泾阳茯砖茶之所以几百年来一直受到边疆少数民族的喜爱，缘于其具有的“金花”成分。所谓“金花”，就是在原料的加工中通过一道特殊的“发花”程序，专门在“砖块”中培养“冠突散囊菌”，有化腻健胃、御寒提神的饮用功效。特别对游牧民族而言,主食牛肉、羊肉、奶酪等,缺少蔬菜水果,长期饮用茯砖茶,能够帮助消化,有效调节人体新陈代谢,对人体起着一定的保健和病理预防作用。数百年来,茯砖茶以其独特的功效,与粮、奶、肉并列,成为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也是少数民族群众探亲访友、过年过节相互馈赠的首选礼品,被誉为“中国古丝绸之路上神秘之茶”、“西北少数民族生命之茶”。

泾阳茯砖茶作为黑茶中的娇子，长期以来 “三不能制”的说法，给它增添了不少神秘的色彩。茯砖茶有其独特的制作工艺：一是离了泾河水不能制；二是离了关中气候不能制；三是离了陕西人的技术不能制。“三不能制”之说也说明咸阳的水质和气候无疑是茯砖茶加工的最佳自然资源。直到1953年，在陕西茶工、技术人员的帮助下，在武汉大学生物系教授的指导下，经过三年时间的反复摸索和试验，才实现了在湖南安化砖茶厂所谓“移地筑制”的神话。

茯砖茶是陕西省在茶叶流通中重要地位的见证,是陕西茶人千百年、几十代人奋斗的结果,是陕西省传统民族手工业的骄傲,是陕西人的历史资源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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