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与僧结缘之说古今流传。古诗说：“天下名山僧占多”，“好茶出在我山中”，佛门也流行一句禅语说：“茶味禅味是一味。”

佛教重视坐禅修行；息心静坐，“不动不摇，不委不倚”，聚思悟道，通常坐禅长达数日，久坐困乏，因而能够清心提神的茶叶便应运而生，成为佛家信徒们的座上品。同时，佛家持淡泊的人生态度，抑欲忌荤，提倡素食，清淡茶汤无疑是最佳饮品；且茶性净洁，更与僧人结下不解之缘。据唐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载：“（唐）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禅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不寐，又不餐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相仿效，遂成风俗。”许多僧人嗜好饮茶，竟至“唯茶是求”的地步。古代诗人陆容有诗咏道：

“江南风致说僧家，石上清泉竹里茶；法藏名僧知更好，香烟茶荤满袈裟。”

佛教饮茶很讲究，寺院内设有“茶堂”，是禅僧讨论教义、招待施主和品茶之处；法堂内的“茶鼓”是召集僧众饮茶所击之鼓；寺院有“茶头”，负责煮茶献茶；寺院前有数名“施茶僧”，施惠茶水。佛寺里的茶叶称作“寺院茶”，寺院茶按照佛教规制还有不少名目：每日在佛前、灵前供奉茶汤，称作“奠茶”；按照受戒年限的先后饮茶，称作“普茶”；化缘乞食的茶，称作“化茶”。而僧人最初吸取民间方法将茶叶、香料、果料同桂、姜等一起煮饮，则称为“茶苏”。到宋代，余杭金山寺还举行“茶宴”和“斗茶”活动，并且发明把嫩芽茶研成粉末，用开水冲泡的“点茶法”，这对促进民间饮茶习俗普及有重大作用。据说，古代虔诚的佛教徒，总是以鲜花一束，清茶一杯，奉献于佛前，因而，逐渐在民间流传着“茶禅一体”、“茶佛一味”的说法，将茶佛文化融为一体。

随着饮茶之风的兴起，许多饮茶大师出自寺院。唐代陆羽，曾是竟陵寺僧人，嗜茶且精于茶道，后被誉为“茶圣”、“茶神”，所撰《茶经》，是世界上最早一部茶叶专着。唐代着名诗僧释皎然善烹茶，能诗文，写下许多有名的茶诗，他的《饮茶歌消崖石使君》诗云：“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再次清我神，忽如习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如，世人饮酒多自欺……”他把酒贬得如此之低，把茶说得神乎其神，虽不免有失偏颇，却不难看出僧与茶的密切关系。

茶与佛事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它们之所以相生与共，这与其历史起源有关。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这恰好与茶在中国被广为栽培同时；佛教盛于唐，与饮茶习俗遍及中国也几乎同步，它们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从地点看，高山峻岭终年云雾缭绕，空气湿度大，最适宜茶树生长；同时，高山密林远在红尘之外，是追求“远避尘世、静宜诵颂”的佛教建寺庙的理想地方。茶与佛事基于各自理由，一同扎根于高山。纵观茶史，茶经历了天然采集到人工栽培的漫长过程。首开茶树培植之先河的，大都是寺院的僧人。现今仍享有盛名的西湖龙井茶，就是南北朝诗人谢灵运在天竺翻译佛经时，从佛教天台宗的发祥地天台山带去的。四川雅安的蒙山茶，相传是西汉蒙山甘露寺禅师吴理直所栽，称为“仙茶”。庐山云雾茶，是晋代名僧慧远在东林寺所植；江苏洞庭山碧螺春茶，是北宋洞庭山水月院山僧所植并制“水月茶”。黄山松谷庵、吊桥庵、云谷寺所产黄山毛峰，武夷山天心观所产大龙袍及徽州松萝庵的松萝茶、云南大理的感通茶、浙江普陀山的佛茶、天台山的罗汉供茶、雁荡山的毛峰等，都是产于寺院的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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