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说，六朝以前，茶在南方的生产和饮用已有一定发展，但北方饮者还不多。及至唐代中期后，如《膳夫经手录》所载：“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中原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都嗜茶成俗。《膳夫经手录》中还记录了一些有关名茶的情况，“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竞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可见南方茶的生产和全国茶叶贸易，主是还是唐代中期以后才风盛起来的。

我国的茶叶生产在唐代有很大的发展，据《封氏闻见记》中有记载：“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争额甚多。”可以肯定，当时的茶叶发展主要是持有与北方交通之便的江南、淮南。具体来说，这里不妨以江西和宣歙观察使的有关茶史资料一说。

人们都很熟悉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名作《琵琶行》，对于大多数的读者来说，诗中“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的诗句，原意是刻画商人因忙于生意，而使商人妇独守空闺。但我们亦可以从中看到：在浮梁(即现在江西的景德镇，江口是指九江的长江口)，茶商把妻子一人留在九江船上，自己带着伙计到景德镇去收购茶叶。在这首诗中，我们可以大概知道这样一个事实，浮梁是当时的一个最大的茶叶集散地。

当然，我们仅凭这瘳瘳的几个字是无法作为凭据的。值得庆幸的是，这一说法和《元和郡县图志》。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的所载一致。虽然是如此说，然我们的读者仍是有疙瘩难以解开，毕竟现在的景德镇没有多少年来茶难道在唐代时竟能如此兴盛?这不能不让人怀疑《长恨歌》和《元和郡县图志》“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的真实性，甚至会生出“这是不是文学创作的需要而作的夸张?”的疑问。我们可以相信，这里面不乏有夸张修饰的成分，但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上述的记叙大体上还是可靠的。

有一点是我们必须修正的，浮梁出茶，并不是指浮梁一地所产的茶，它包括了地处浮梁周边的皖南、浙西甚至闽北一带。这并不是想当然的观点或一家之方，我们可以从刘津反著的《婺源诸县都制置新城记》中得到证实：“大和中，以婺源、浮梁、祁门、德兴四县茶货实多，兵甲且众，甚殷户口，素是奥区：其次乐平、千越，悉出厥利……少助时用，于时辖此一方，隶彼四邑，乃升婺源为郡置，兵刑课税，属而理之。”

至此，我们可以确信，浮梁的确是当时的茶叶集散中心。

我们来看看当时浮梁茶叶交易的盛况。咸通三年(公元862年)张途所著的《祁门县新修门溪记》中载：祁门“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每岁二三月，银缗索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祁门周围，千里之内，各地种茶，山无遗土，业者七八，这虽不无夸张，但对此无人怀疑，现在赣东北、浙西和皖南一带，在唐代时，其茶业确实有一个特大的发展。

细心的读者和茶人或许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各种有关的茶叶的文献有误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浮梁周围生产的茶叶，主要是作商品茶，做工不甚大精细，所以陆羽证判的结果，也是“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在整个浙西范围来说，浮梁出产的茶叶，也属下等。但是简单地以商品茶的品质，确定这带或整个茶区来说，居于长江下游的浙西，在唐中叶以后，不只茶产量大幅度提高，就是制茶技术，由湖州紫笋和常州阳羡茶的入贡表明，也达到了当时最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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