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宫廷茶俗的发展
唐代前期,茶业还没有多大发展,茶利也不显著,所以官府对茶 也没有课税和形成什么固定的政策。中唐以后,随茶叶生产和贸易的 空前发展,不但在茶叶文化或饮茶习俗上有不少发展,就是在原来所 没有的茶政、茶法上,也获得了一系列的建设和发展。
首先从茶的赋税制度来说。在大历(766—779)以前,我 国茶叶还只有土贡而没有赋税。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朝贡 茶的州郡,主要有怀州河内郡(治位今河南济源),峡州夷陵郡(今 湖北宜昌),归州巴东郡(今湖北秭归)、夔州云安郡(今四川奉节 )、金州汉阴郡(今陕西汉阴)、兴元府汉中郡(今陕西南郑)、寿 州寿春郡(今安徽寿县),庐州庐江郡(今安徽合肥)、蕲州蕲春郡 、常州晋陵郡、湖州吴兴郡、睦州新安郡、福州长乐郡、饶州鄱阳郡 、溪州灵溪郡(今湖南龙山)、雅州庐山郡(今四川雅安) ①等地。 这里都是用的州名,但实际往往是该州某一二个县产茶,州治所在地 和其他多数县并不产茶。如常州晋陵郡,其茶实际就主要出在宜兴。 另外,这些地区的贡茶,多数始于大历以前,但可能也有一些是贞元 税茶以后入贡的。如《通典》载,安康郡贡茶一斤,夷陵郡贡茶二百 五十斤,灵溪郡贡茶芽二百斤 ②;其所说安康、夷陵和灵溪的贡茶, 就当是天宝以前的事情。 这种贡茶,有的虽有定额,但似乎在唐代前期,还未形成一种定 制。据研究,关于贡茶的一些制度和规定,是随贡焙建立以后才逐渐 严格和完善起来的。
开元以后,在北方饮茶的社会风气影响下,我国宫廷用茶的数量 ,也日增一日,已非一般地方贡献所能满足,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生 产王室用茶的场所,这样,就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专门贡焙 —— 常州义兴和湖州长兴间的顾渚贡焙。关于顾渚贡焙的缘起,《唐 义兴县重修茶舍记》有这样一段记载:“义兴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 史大夫实典是邦,山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芳香甘 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厥后 因之,徵献渐广,遂为任土之质。” ③茶舍是顾渚贡焙之前宜兴采办 贡茶之处。
长兴“顾渚与宜兴接,唐代宗以其(宜兴)岁造数多,遂命长兴 均贡。自大历五年始分山析造,岁有定额,鬻有禁令;诸乡茶芽,置 焙于顾渚,以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 ①。这就是说,顾渚贡焙,是 大历五年长兴县与当时义兴均贡才专门设立的。义兴贡茶,最初只进 “万两”,后来愈贡愈多,以至如有的史籍所载,“顾渚贡焙,岁造 一万八千四百八斤 ②”。贡额一多,所付劳役也多,所以《元和郡县 志》中又载:“贞元已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 月方毕。” ③顾渚贡茶,是加在长兴和宜兴先民身上的一项沉重负担 。
曾任浙西观察使和湖州刺史的袁高,在亲自督造贡茶的过程中, 体察到贡茶的艰辛,一次在起贡时,袁高专作《茶山诗》一首,力陈 贡茶的痛苦和弊端,用以谏君。其诗中有“动生千金费,日使万姓贫 ”;“一夫旦当役,尽室皆同臻”;“悲嗟遍空山,草木为不春”; “造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 ④等悲愤凄凉之句。 关于揭露贡茶严酷的诗作,还有如李郢的《茶山贡焙歌》等,其 诗句“陵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贴催”;“驿骑鞭声砉流电,半 夜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 ⑤等句,这些从 另一个角度,诉说贡茶限时限刻,必须在清明前三天贡到京城的艰难 。唐代茶叶,有“蒙顶第一,顾渚第二”之说,那么,贡焙为什么不 设在蒙顶而设在顾渚呢?蜀道难行,这可能主要是为清明前要赶送到 京城的关系。
贡茶,实质上也是一种赋税。如上面《新唐书》记及的贡茶,就 是一种实物税;而顾渚贡茶,则是带有一种劳役性质的赋税。但是, 真正课收茶税,还是德宗李适统治期间的事情。建中三年(782) ,为筹措常平仓本钱,赵赞上言“收贮斛匹段丝麻,候贵则下贾出 卖,贱则加估收糴,权轻重以利民。从之”。于是赵赞“乃於诸道津 要置吏税商货,每贯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十一税一,以充 常平之本” ①。这也是我国文献中最早的税茶记载。课征茶漆十一税 的第三年,朱乱,德宗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为减轻百姓负担 ,诏罢商货税。但不久,如《文献通考》所说,贞元九年正月,盐铁 使张滂以水灾两税不登,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 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 ②;由此重又恢复茶税,并自此把税茶作为 一种定制。
贞元时茶税岁入不超过四十万贯,还不算太重。但是至穆宗长庆 元年(821),因“两镇用兵,帑藏空虚”,又加“禁中起百尺楼 ,费不可胜计”,于是盐铁使王播请大增茶税,“率百钱增五十”, 使每年的茶税一下增加到六十万贯以上。文宗时,王涯为相,为尽取 茶利,他进一步提出了官营官卖的榷茶制度,自兼榷茶使,于大和九 年颁令榷茶。强徙民间茶树于官场,并焚其积旧;商人只能购买官场 的茶叶,而且大增茶税,一时搞得天怒人怨。不久,王涯被诛,榷茶 也随之中辍。武宗会员元年(841),崔珙任盐铁使,“又增江淮 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 邸以收税,谓之`` 地钱”。当时茶叶贸易由于中央榨取,地方搜括, 结果,只会使“私贩益起”。大中初年,斐休任盐铁使,针对当时茶 税混乱的情况,立茶法十二条,严禁私自贩运和销售茶叶。如规定“ 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长引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 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 徭;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 ①。对于这样一个苛法,颁 行后不但减少了私茶,官府增加了税收,百姓也仍然“以为便”。所 以至此,唐代茶叶的税法,才相对稳定一些。
茶叶从不税到税,除反映其时茶叶生产、贸易的发展以外,它虽 然是强加于园户、茶商和广大消费者的一种沉重负担,但另一方面, 同时也说明这时的茶业,也已成为国家赋税所赖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生 产事业了。
由于唐代广征各地名茶,贡焙的贡额也不断增多,宫廷中的用茶 和茶货积存也愈来愈多,于是茶在朝中如《苕溪渔隐丛话》所载,顾 渚紫笋“每岁以清明日贡到,先荐宗庙,然后分赐近臣” ②;开始又 出现了皇帝以茶赏赐勋戚重臣,以示恩信的一种习惯和制度。如“咸通九年(868),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广化里,上每赐 御馔汤物。……其茶则缘华紫英之号。” ③唐朝以茶分赐臣僚的例子 很多,这里可以刘禹锡代人书写的二张谢赐茶表为例。其一是代武中丞所书:“中使窦国宴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 ……恭承庆赐,跪启缄封。伏以方隅入贡,株撷至珍,自远贡来 ,以新为贵,……既茶凡口,倍切丹心,无任。”另一张写称:“中 使某乙至,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猥沐深恩。……伏以贡自外方 ,珍珠众品,……实惭于虚受,无任。” ①这种由皇帝遣官宦专赐, 臣下得茶后上表申谢的颁赐茶叶之风,在唐代后期至宋代的一个很长 时期里,几乎流为上层社会的一种隆重礼遇。十分明显,一旦茶叶成 为社会的一种重要文化,帝王将相自然也就会用之作为维护和巩固其 统治的一策了。唐代颁赐茶叶的主要对象是近臣,但高僧名儒、戍边 将士和其他各色人等,也都可因各种原因而获得颁赐。如韩罶熚短 锷裼裥徊?表》载:“臣某言,中使至,伏奉手诏,兼赐臣一千五百串 ,令臣分给将士以下。圣慈曲被,戴荷无阶。” ②等等。
王室对臣下,表现为赐茶,反映在社会一般群众之中,则为相互 馈赠;两者比较而言,民间相互馈赠茶叶的风气,比赐茶出现的时间 更早。如大诗人李白,就留有一首《答族S煩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诗 》;表明社会上在李白之前,特别在士人中间,赠茶酬诗和以诗谢寄 的风气,就相当普遍了。及至唐代中期和后期,如白居易《萧员外寄 新蜀茶》、《谢李六郎寄新蜀茶》,柳宗元《巽上人以竹简自采新茶 见赠》等寄答茶的诗作,在《全唐诗》中,更是随处可见。近见一种 说法,唐代的茶道和一些茶俗,是先起之于宫廷,然后由宫廷再传及 民间的。由唐宋王室赐茶这点来看,适恰是本末倒置了,实质上宫廷 的茶文化,一般都先起于民间,是民间茶叶文化的一种宫廷化。
不过,也应附带指出,社会茶叶文化一旦宫廷化,它至少在物质 和礼仪等等方面,即上升为当时最高规格的一种文化。 这一点,可以从1987年4月3日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出 土的宫廷茶具得到说明。这套茶具,是晚唐僖宗李儇供奉法门寺佛骨 舍利作法器用的,据地宫《物账碑》记载,有“茶槽子碾子、茶罗子 、匙子一副七事共八十两”。由茶碾、茶罗子等器物的錾文看,这套 茶具不少是咸通九至十二年期间制造的;并且在鎏金飞鸿银则和长柄 勺等器物上,还有用硬物刻划的“五哥”二字。“五哥”是僖宗幼时 的称呼,说明僖宗自己用过或很喜欢这套茶具。就出土实物来说,《 物账碑》所言“七事”,大致是“指茶碾子、茶锅轴、罗身、抽斗、 茶罗子盖、银则、长柄勺” ①这样七件东西。当然,除此地宫同时还 出土了一些如瓷器、琉璃等饮茶用具。对这套茶具,学者们称其是“ 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时代最早、最完整、最精美华贵的系列茶具” 。但是,不论是金银制的“七事”茶具,还是“七事”之外地宫中出 土的其他宫中饮茶用具,其名物全部没有超出陆羽《茶经·七之器》 中所列的茶器内容。这就有力证明,民间百姓用的茶具形制,不是从 宫廷中流传出来的;适恰相反,宫廷茶具,倒是大都源于民间寻常用 具。因为陆羽《茶经·七之器》中所列的27件茶器和饮茶用物,都 是根据民间用具所总结和设计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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