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茶文化如同整个的中国文化，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精华。儒家的人生追求、道家的自然理念、佛家的禅悟精神皆汇于其中，构成了中国茶文化精深、独绝的境界。而茶对佛门禅宗的重要性及二者渊源又远远超过儒道二家。

众所周知，中国是茶的故乡，茶在中国最早是作药物的。据《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茶主要用来佐餐和解渴。约在南北朝时，随着佛教的兴起才产生了饮茶之风。特别是唐代以后，禅宗日盛使饮茶之风盛行天下，有《封氏闻见记》中记载可资证明：“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茶圣陆羽，自幼即被智积禅师收养，在禅院中度过童年，并练就出一手烹茶的高超本领。他所撰写的《茶经》，集当时中国茶道文化之大成，其中也不乏对僧人嗜茶的记载。由此可见，无论是饮茶风气的形成盛行，还是茶道精神的发展深化，都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因为有了佛教茶文化，才有了中国茶文化品味的提高、境界的升华和内蕴的深化。

中国佛教是印度佛教的中国化。在这中国化的过程中，主张用禅定概括佛教的全部修习的禅宗最终取代其他各种佛教学派，成为中国佛教史上流传最为久远、影响最为广泛的宗派。而慧能开创的南宗禅在安史之乱后，逐渐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因而，后世论禅，往往把禅宗直接等同于南宗。禅宗于五代、宋初达于鼎盛，标志是五家禅的相继成立。据说禅宗初祖达摩有偈云：“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一华开五叶，结果自然成。”“五叶”之中的曹洞、沩仰、临济三宗以及由临济分出的杨歧、黄龙二宗皆直接诞生于江西。“五叶”的另外两枝——云门宗和法眼宗，虽不是创建于江西，却也与江西关系密切。可以说，江西是禅宗五宗七派的共同发源地。因而江西禅宗在禅宗史上的地位非同一般，在与禅宗密切联系的茶文化中的地位也是至关重要。它的农禅制度为佛教茶文化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它门下的历代禅师也不断丰富着茶文化的精神内涵，广为人知的“茶禅一味”(亦称“禅茶一味”)法语的形成和流布即与江西禅宗息息相关。本文拟就江西禅宗对茶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的奠定、精神内涵的精化以及在日本、朝鲜的传播所做出的贡献加以论述。

“茶”在禅门佛寺中不可或缺。文字记载比比皆是，可随意拈出一二。《五灯会元》卷九记载：“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资福如宝禅师)曰：饭后三碗茶。”《景德传灯录》卷二六记载：“晨起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佛前礼拜，归下去打睡了。起来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上堂吃饭了盥漱，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明代乐纯著《雪庵清史》曾列出居士“清课”有 “焚香、煮茗、习静、寻僧、奉佛、参禅、说法、作佛事、翻经、忏悔、放生”。“煮茗”列为日常修习的第二位，可见其重要性。饮茶逐渐成为禅门制度之一，成为禅事活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逐渐形成一整套庄严肃穆的茶礼仪式。而茶与禅门结合如此紧密的物质基础则是“农禅”，其源起于江西禅宗，也巩固于江西禅宗。

“农禅”是一种自给自足的习禅生活方式，它改变了中国僧侣最初承自印度佛教的依靠布施为生的方式，将修行与生产活动相结合，实现了寺院经济的独立。“农禅”由被慧能称为“马驹踏杀天下人”的马祖道一(公元709年-公元788年)率先在江西实行，其弟子百丈怀海(公元720年-公元814年)创制《百丈清规》(亦称《禅门规式》)又将“农禅”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道一与怀海都是江西洪州禅发展过程中举足轻重的禅师。道一开创了“洪州禅”，百丈怀海后，洪州禅势力日大，从而形成了“洪州宗”。洪州禅是慧能禅发展为江西五家禅的过渡阶段，也是禅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

《百丈清规》一经产生，就迅速向周边禅院传播，影响日益扩大。北宋真宗时，杨亿向朝廷呈进，从此《百丈清规》取得合法地位，向全国佛寺推行。原本《百丈清规》早已散佚，但其基本内容，可根据现存资料略知大要。《宋高僧传》卷10《怀海传》，《景德传灯录》卷》所附《禅门规式》，《禅苑清规》卷10《百丈规绳颂》，《敕修百丈清规》卷8所附杨亿《古清规序》等都可窥知大略。《百丈清规》在流行过程中，伴随着寺院经济的发展，禅寺僧众的增加，禅事活动的日益复杂，也不断增删修改。在“百丈清规”的基础上，寺院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一整套系统完备的生产、活动、修行制度。茶事活动即是其中之一。由于茶与修行的天然联系，饮茶在禅寺中非常重要而讲究。寺院专设有“茶堂”，供禅僧讨论佛理，招待施主宾客，品尝清茶。法堂西北角设置有“茶鼓”，每天按时敲击以召集僧众饮茶。禅僧坐禅时，每焚完一枝香，就要饮茶，以便消除疲劳、提神益思。在诸寮舍司专事烧水煮茶、献茶待客的，称为“茶头”。有的寺院门前还有“施茶僧”，为游人惠施茶水。佛教寺院的茶，称为“寺院茶”。丛林规则，每天要在佛前、祖前、灵前供茶，叫“奠茶”;按照受戒年限先后饮茶叫“戒腊茶”;平时全寺众僧饮茶叫“普茶”;新住持晋山时，也有点茶、点汤的仪式，还有专以茶汤开筵的，谓之“茶汤会”。饮茶成为禅僧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也成为禅事活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一些重要场合，如佛教节日、朝廷御赐法衣、名号时，往往要举行盛大的茶宴。茶宴也有一套固定和较为讲究的仪式。仅举最为著名的径山茶宴便可窥其一斑。

径山是天目山的东北高峰，这里山峦重迭，古木参天，白云缭绕，溪水淙淙，有“三千楼阁五峰岩”之称;还有鼓楼、大铜钟、龙井泉等名胜古迹，可谓山明水秀茶佳。径山寺始建于唐代。宋开禧年间，宁宗皇帝曾御锡“径山兴圣万寿禅寺”。自宋至元，有“江南禅林之冠”的美誉。径山寺不但饮茶之风甚盛，而且每年春季，经常举行茶宴，坐谈佛经，径山茶宴有一套甚为讲究的仪式。茶宴进行时，先由主持法师亲自调茶，以表敬意，尔后由茶僧一一奉献给应邀赴宴的僧侣和宾客品饮，这便是献茶。僧客接茶后，先打开碗盖闻嗅茶香，再捧碗观色，接着再是启口“啧、啧、”尝味，一旦茶过三巡，便开始评论茶品，称赞主人品行高，茶叶好。随后的话题，当然还是颂经念佛，谈事叙谊。(陈观沧、姚国坤《茶禅一味》，见《茶与文化》，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茶在禅院中如此重要，禅院必定重视种植茶树、采摘茶叶。《五灯会元》中记载有一首江西庐山归宗寺志芝庵主的诗云：“茶芽蓖蔌初离焙，笋角狼芒又吐泥。山舍一年春事办，得闲谁管板头低。”可见在唐时僧人种茶、制茶已成为寺院的一件大事了。唐宋时各大佛寺无不设有茶场，专门种茶、制茶。

“自古高山出好茶”，著名的佛教寺院大多处于环境清幽的名山之中。我国的许多名茶最初都产于寺院。如碧螺春茶，产于江苏洞庭山碧萝峰，茶汤清澈嫩绿，原名“水月茶”，就是洞庭山水月院僧人首先制作的。福建乌龙茶则源于武夷山的“武夷岩茶”，宋元以来以武夷寺僧生产的最佳。唐代荆州玉泉寺附近山洞水边生产一种野茶，经玉宗寺真公和尚加以焙制，使之“拳然重叠，其状如手，号为仙人掌茶”。李白曾对此茶赞不绝口，称其“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明代僧人大方所制之茶远近闻名，人称“大方茶”，是安徽南部“屯绿茶”的前身。相传具有特殊保味功能的茶具紫砂陶壶也是明代江苏宜兴金沙寺的一位老僧创制的。

江西的茶叶生产尤为旺盛。分宁双井茶、瑞州黄柏茶、永修云居山茶、洪州西山的罗汉茶等等，都号称“绝品”。欧阳修(今江西永丰人)《归田录》卷二记述双井茶：“自景(公元1024年)公元1038年)以后，洪州双井白芽渐盛，近岁制作尤精，囊以红纱，不过一二两，以常茶十数斤养之，用避暑湿之气。其品远出日铸上，遂为草茶第一。”庐山云雾茶在唐代已经出名，白居易在喝了此茶后，以诗赞曰：“匡庐云雾窟，云蒸翠茶复。春来幽香似，岩泉蕊独浓。”他还在香炉峰下草堂之北开辟茶园，亲自种茶。唐末五代时的诗僧齐己，游庐山东林寺后写诗赞美庐山茶香：“树影残阳寺，茶香古石楼。”对江西佛教传播有开辟之功的慧远禅师在东林寺传扬佛法，建立庐山丛林，众多的僧人在他领导下既品茶也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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