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茶虽由临济宗僧明庵荣西由宋带回，但抹茶道却为日本文化深刻之映现，深深有别于中国茶艺。这别，从形貌到内在，从器物到美学，从文化角色到生命境界，在在不同。而所以如此，则因日本茶道之落点在修行，中国茶艺之作用在生活。

国人谈日本文化，向喜从它诸事皆以中国为师说起，而在保留中国唐宋古风上，日本之于中国亦多有“礼失而求诸野”之处，以是，对日人民族性于外来文化之迎拒乃至接受后之本土化历程乃常忽略。由此谈中日文化之比较与借鉴，自不免偏颇。

日本对中国文化之迎拒，古琴是明显例子。唐时虽胡乐兴盛，琴仍长足发展，宋时更因汉本土文化复兴而管领风骚，明季琴书大量印行，琴派繁衍，而此三时代，日本接受中国大量影响，却独不见严格意义下唯一的文人乐器古琴在日本扎根，仅明末清初永福寺东皋心越所传“东皋琴派”以寥寥之姿寂寞传承，可见日人在接受外来文化时，原自有它文化主体的选择在。

这主体选择，迎拒外，更需注意的，是因应自身需要的本土化作为，以此，日本许多事物虽都自外引入，却又深具日本特质，而茶道则为其中之大者。

“茶禅一味”是茶文化中人人朗朗上口的标举，但它其实并不见于卷帙浩繁的中国禅籍，而系出自《碧岩录》作者圜悟克勤东流日本的墨宝拈提，但就这一墨宝拈提，却开启并引导了日本近千年的茶道轨迹。

直言之，日本茶道由禅而启，自来就是禅文化的一环。而禅，宋时以临济、曹洞分领天下，宗风大别。临济禅生杀临时，开阖出入，宗风峻烈;曹洞禅默观独照，直体本然，机关不露。以此不同之风光，临济影响了武士道，而茶道、花道、俳句、枯山水等，则依于曹洞。更直接地讲，日人民族性中之“菊花与剑”，一收一放，看似两极，西方甚至以之为矛盾之民族性格，其实皆立于禅。剑，乃生杀之事，与临济多相关;菊花，固诗人情性，则以曹洞为家风。

曹洞默照，日本禅艺术多透露着这层消息：花道当下静处，俳句直下会心，而枯山水更不似可以观、可以游、可以赏、可以居的中国园林，它只让行者独坐其前，直契绝待。茶道则在小小的茶寮中透过单纯极致的行茶，让茶人茶客直入空间、茶味、器物，乃至煮水声，以契于一如。

除了曹洞默照的影响，日本茶道之形成规矩严整的形式，也缘于日人向以秩序闻名之民族性。此民族性既因于地小人稠，天灾又多，需更强之群体性才好生存的环境，也缘于单一民族的单纯结构，及万世一系的天皇与封建制度。总之，日本之为一秩序性民族固不待言。也因此，以外规形塑内在，乃成为日人贯穿于生活、艺术、修行的明显特征。而茶道，即经由不逾之规矩，日复一日之磨炼，将心入于禅之三昧。

默照禅的机关不露，澄然直观，正能在最简约的条件下与物冥合，故茶寮简约，茶室数叠，器物亦皆内敛。在此，要的不是放，是收;不是繁华，是简约;不是率性，是规范。茶味本身更不是目的，一切都为了达致禅之三昧。

日本茶道如此，中国茶艺不然，许多地方甚且相反。

中国茶艺历史悠久，却几度变迁，叶茶壶泡之形式起自于明，论历史，并不早于抹茶道。日本茶道依禅而立，中国茶艺则立基文人，尽管宋后文人常有与禅亲近者，但根柢情性毕竟有别。

文人系世间通人，他原有钟鼎及山林两面，所谓“达则仕，不达则隐”，此仕是儒，此隐则为道。中国文人多“外儒内道”。外儒是读书致仕，经世致用;内道，则多不以老庄哲思直接作为生命之指引，更毋论“齐万物、一得失”之终极解脱，它主要以艺术样态而现，为文人在现实之外开启生命的另一空间，使其在现世困顿中得一寄情之安歇。

这艺术，以自然为宗，映现为基点，是对隐逸山林的生活向往，作用于具体，则有田园诗、山水画、园林、盆栽等艺术形式之设，而茶则为其中一端。

茶产于自然，成于人文，固成就不同之茶性，饮之，却都可回溯山川。而尽管茶艺中，亦有标举儒家规范者，近世——尤其在台湾，也多有想从中喝出禅味者，但大体而言，道家美学仍是中国茶艺之基点，以茶席契于自然仍是重要的切入，而此切入则又以生活艺术的样貌体现着。

正如中国之园林与文人之山水，中国茶之于生命，更多的是在生活中的寄情，让日常中另有一番天地，它是典型的生活艺术，人以此悠游，不像禅般，直讲翻转生命。

正因寄情、悠游，中国茶艺乃不似日本茶道般万缘皆放，独取一味。直抒情性的茶艺，总不拘一格。文人既感时兴怀，触目成文，茶席多的就是自身美感与怀抱的抒发。而文人现实济世之道固常多舛，此抒发乃更多地在放怀，于是啜茶味、品茶香、识茶器、观茶姿乃至以诗、以乐相互酬唱，就成茶席雅事。在此，多的是人世的挥洒、生活的品味，较少修行的锻炼、入道的观照。

此外，中国茶在唐宋虽有一番风貌，典型地成为文人艺术则在明代，明季政治黑暗，文人外不能议论时政，就只能在唯美世界中排遣自己，明代茶书因此尽多对茶物茶事之讲究，却少茶思之拈提。这也使茶艺极尽生活之所能，物不厌其精，行不嫌其美。其高者，固能映现才情;其末者，也就流为逐物迷心之辈。

谈中日茶文化，这文人与禅家、生活与修行确是彼此根本的分野所在，它缘于不同的历史发展与民族性，最终形成自哲思、美学以迄器物、行茶皆截然有别的两套系统。而也因这根柢分野，率意地在彼此间作模拟臧否乃常有“见树不见林”之弊。在此，无可讳言地，总以茶文化宗主国自居的中国，其识见尤多以己非人之病。

然而，虽说不能率意臧否，但特质既成对比，正好可资映照，以人观己，乃多有能济己身之不足者。

就此，日本茶道虽言一门深入而契于三昧，虽言以外境型塑内心，但长期以降，日人在茶道上的观照，也常因泥于规矩而老死句下。到日本参与茶席，所见多的是只得其形、未得其旨之辈，如千利休等人之标举，竟常只能在文献中寻。

得其形，未得其旨，日人的茶道修行，在今日正颇有中国默照禅开山祖天童宏智所言，“住山迹陈”之病，而此迹陈，正需“行脚句亲”来治。此行脚，在“佗寂”的基点上，或可尝试注入临济乃至中国不同之禅风，使其另有风光。另外，则在多少让其能不泥于狭义之修行样态。

修行，不只住山，不只行脚;修行，还可在生活。千利休晚年说茶道，是“烧好水，泡好茶”，是“冬暖之，夏凉之”而已，其实正预示了大道必易，毕竟，能在日常功用中见道，才真好凡圣一如。

此凡圣一如，在日本，须体得由圣回凡，在中国，却相反地，须观照由凡而圣。文人挥洒情性，虽看似自在无碍，却多的是自我的扩充，乃至物欲的张扬，即便不然，也常溺于美感、耽于逸乐，因此更须回归返照，由多而一，由外而内，由情性的流露到道艺的一体，而日人之茶道恰可在此为参照。直言之，要使中国茶艺不溺于自我，禅，就是一个必要的观照。

禅，原在中国大成而东传日本，宋后，汉本土文化重兴，宋明之儒者多受禅影响却又大力辟禅，而即便有近禅者，亦多狂禅文字禅之辈，是以禅附和文人。日本禅则不然，无论临济之开阖、曹洞之独照，其禅风皆孤朗鲜明，恰可济文人之病。

谈禅家与文人、修行与生活，此文化之差异，当然不只在茶。就画，宋后文人画居主流，禅画却东流日本且开后世济济风光，这画风之分野亦可参照。而就此，坦白说，谈中日文化——尤其是茶，虽历史中有宗主输入之分，有千丝万缕之缘，但与其入主出奴，倒不如将两者视为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反可从其中识得彼此之殊胜与不足，而在不失自身基点上更成其大，更观其远。

国人谈日本文化，向喜从它诸事皆以中国为师说起，而在保留中国唐宋古风上，日本之于中国亦多有“礼失而求诸野”之处，以是，对日人民族性于外来文化之迎拒乃至接受后之本土化历程乃常忽略。由此谈中日文化之比较与借鉴，自不免偏颇。

日本对中国文化之迎拒，古琴是明显例子。唐时虽胡乐兴盛，琴仍长足发展，宋时更因汉本土文化复兴而管领风骚，明季琴书大量印行，琴派繁衍，而此三时代，日本接受中国大量影响，却独不见严格意义下唯一的文人乐器古琴在日本扎根，仅明末清初永福寺东皋心越所传“东皋琴派”以寥寥之姿寂寞传承，可见日人在接受外来文化时，原自有它文化主体的选择在。

18世纪晚期日本江户时代的绘画作品描绘了一家人新年团聚时喝茶聚餐的情景

这主体选择，迎拒外，更需注意的，是因应自身需要的本土化作为，以此，日本许多事物虽都自外引入，却又深具日本特质，而茶道则为其中之大者。

日本茶虽由临济宗僧明庵荣西由宋带回，但抹茶道却为日本文化深刻之映现，深深有别于中国茶艺。这别，从形貌到内在，从器物到美学，从文化角色到生命境界，在在不同。而所以如此，则因日本茶道之落点在修行，中国茶艺之作用在生活。

“茶禅一味”是茶文化中人人朗朗上口的标举，但它其实并不见于卷帙浩繁的中国禅籍，而系出自《碧岩录》作者圜悟克勤东流日本的墨宝拈提，但就这一墨宝拈提，却开启并引导了日本近千年的茶道轨迹。

直言之，日本茶道由禅而启，自来就是禅文化的一环。而禅，宋时以临济、曹洞分领天下，宗风大别。临济禅生杀临时，开阖出入，宗风峻烈;曹洞禅默观独照，直体本然，机关不露。以此不同之风光，临济影响了武士道，而茶道、花道、俳句、枯山水等，则依于曹洞。更直接地讲，日人民族性中之“菊花与剑”，一收一放，看似两极，西方甚至以之为矛盾之民族性格，其实皆立于禅。剑，乃生杀之事，与临济多相关;菊花，固诗人情性，则以曹洞为家风。

曹洞默照，日本禅艺术多透露着这层消息：花道当下静处，俳句直下会心，而枯山水更不似可以观、可以游、可以赏、可以居的中国园林，它只让行者独坐其前，直契绝待。茶道则在小小的茶寮中透过单纯极致的行茶，让茶人茶客直入空间、茶味、器物，乃至煮水声，以契于一如。

除了曹洞默照的影响，日本茶道之形成规矩严整的形式，也缘于日人向以秩序闻名之民族性。此民族性既因于地小人稠，天灾又多，需更强之群体性才好生存的环境，也缘于单一民族的单纯结构，及万世一系的天皇与封建制度。总之，日本之为一秩序性民族固不待言。也因此，以外规形塑内在，乃成为日人贯穿于生活、艺术、修行的明显特征。而茶道，即经由不逾之规矩，日复一日之磨炼，将心入于禅之三昧。

默照禅的机关不露，澄然直观，正能在最简约的条件下与物冥合，故茶寮简约，茶室数叠，器物亦皆内敛。在此，要的不是放，是收;不是繁华，是简约;不是率性，是规范。茶味本身更不是目的，一切都为了达致禅之三昧。

日本茶虽由临济宗僧明庵荣西由宋带回，但抹茶道却为日本文化深刻之映现，深深有别于中国茶艺。这别，从形貌到内在，从器物到美学，从文化角色到生命境界，在在不同。而所以如此，则因日本茶道之落点在修行，中国茶艺之作用在生活。

日本茶道如此，中国茶艺不然，许多地方甚且相反。

中国茶艺历史悠久，却几度变迁，叶茶壶泡之形式起自于明，论历史，并不早于抹茶道。日本茶道依禅而立，中国茶艺则立基文人，尽管宋后文人常有与禅亲近者，但根柢情性毕竟有别。

文人系世间通人，他原有钟鼎及山林两面，所谓“达则仕，不达则隐”，此仕是儒，此隐则为道。中国文人多“外儒内道”。外儒是读书致仕，经世致用;内道，则多不以老庄哲思直接作为生命之指引，更毋论“齐万物、一得失”之终极解脱，它主要以艺术样态而现，为文人在现实之外开启生命的另一空间，使其在现世困顿中得一寄情之安歇。

这艺术，以自然为宗，映现为基点，是对隐逸山林的生活向往，作用于具体，则有田园诗、山水画、园林、盆栽等艺术形式之设，而茶则为其中一端。

茶产于自然，成于人文，固成就不同之茶性，饮之，却都可回溯山川。而尽管茶艺中，亦有标举儒家规范者，近世——尤其在台湾，也多有想从中喝出禅味者，但大体而言，道家美学仍是中国茶艺之基点，以茶席契于自然仍是重要的切入，而此切入则又以生活艺术的样貌体现着。

正如中国之园林与文人之山水，中国茶之于生命，更多的是在生活中的寄情，让日常中另有一番天地，它是典型的生活艺术，人以此悠游，不像禅般，直讲翻转生命。

正因寄情、悠游，中国茶艺乃不似日本茶道般万缘皆放，独取一味。直抒情性的茶艺，总不拘一格。文人既感时兴怀，触目成文，茶席多的就是自身美感与怀抱的抒发。而文人现实济世之道固常多舛，此抒发乃更多地在放怀，于是啜茶味、品茶香、识茶器、观茶姿乃至以诗、以乐相互酬唱，就成茶席雅事。在此，多的是人世的挥洒、生活的品味，较少修行的锻炼、入道的观照。

此外，中国茶在唐宋虽有一番风貌，典型地成为文人艺术则在明代，明季政治黑暗，文人外不能议论时政，就只能在唯美世界中排遣自己，明代茶书因此尽多对茶物茶事之讲究，却少茶思之拈提。这也使茶艺极尽生活之所能，物不厌其精，行不嫌其美。其高者，固能映现才情;其末者，也就流为逐物迷心之辈。

谈中日茶文化，这文人与禅家、生活与修行确是彼此根本的分野所在，它缘于不同的历史发展与民族性，最终形成自哲思、美学以迄器物、行茶皆截然有别的两套系统。而也因这根柢分野，率意地在彼此间作模拟臧否乃常有“见树不见林”之弊。在此，无可讳言地，总以茶文化宗主国自居的中国，其识见尤多以己非人之病。

然而，虽说不能率意臧否，但特质既成对比，正好可资映照，以人观己，乃多有能济己身之不足者。

就此，日本茶道虽言一门深入而契于三昧，虽言以外境型塑内心，但长期以降，日人在茶道上的观照，也常因泥于规矩而老死句下。到日本参与茶席，所见多的是只得其形、未得其旨之辈，如千利休等人之标举，竟常只能在文献中寻。

得其形，未得其旨，日人的茶道修行，在今日正颇有中国默照禅开山祖天童宏智所言，“住山迹陈”之病，而此迹陈，正需“行脚句亲”来治。此行脚，在“佗寂”的基点上，或可尝试注入临济乃至中国不同之禅风，使其另有风光。另外，则在多少让其能不泥于狭义之修行样态。

修行，不只住山，不只行脚;修行，还可在生活。千利休晚年说茶道，是“烧好水，泡好茶”，是“冬暖之，夏凉之”而已，其实正预示了大道必易，毕竟，能在日常功用中见道，才真好凡圣一如。

此凡圣一如，在日本，须体得由圣回凡，在中国，却相反地，须观照由凡而圣。文人挥洒情性，虽看似自在无碍，却多的是自我的扩充，乃至物欲的张扬，即便不然，也常溺于美感、耽于逸乐，因此更须回归返照，由多而一，由外而内，由情性的流露到道艺的一体，而日人之茶道恰可在此为参照。直言之，要使中国茶艺不溺于自我，禅，就是一个必要的观照。

禅，原在中国大成而东传日本，宋后，汉本土文化重兴，宋明之儒者多受禅影响却又大力辟禅，而即便有近禅者，亦多狂禅文字禅之辈，是以禅附和文人。日本禅则不然，无论临济之开阖、曹洞之独照，其禅风皆孤朗鲜明，恰可济文人之病。

谈禅家与文人、修行与生活，此文化之差异，当然不只在茶。就画，宋后文人画居主流，禅画却东流日本且开后世济济风光，这画风之分野亦可参照。而就此，坦白说，谈中日文化——尤其是茶，虽历史中有宗主输入之分，有千丝万缕之缘，但与其入主出奴，倒不如将两者视为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反可从其中识得彼此之殊胜与不足，而在不失自身基点上更成其大，更观其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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