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消失”似乎是个矛盾的概念，要么存在，要么消失，很难说哪个时刻某个事物正在消失。但任何事物由盛而衰都有一个过程，在历史中它可能只是瞬间，而在我们个人的经历之中，却可能是一个深刻的烙印，一段漫长的经历。我们所要描述的只是一种趋势，也许今天它还存在，但消亡的命运已经注定，我们看着它向末日逼近。这并不是一出悲剧，而是历史的活力所在。旧的消亡，新的诞生，就是这样。

    无论古代、还是当代；无论封闭环境、还是开放社会：嗜茶

者，大有人在。茶不醉人人自醉，人们用文言，用白话，为茶作传，为茶礼赞。

    茶，实在是地地道道的“国粹”，已经超越了自身固有的物质属性，迈入一个精神领域，成为一种修养，一种人格力量，一种境界。茶饮具有清新、雅逸的天然特性，能静心、静神，有助于陶冶情操、去除杂念、修炼身心，这与提倡“清静、恬澹”的东方哲学思想很合拍，也符合佛道儒的“内省修行”思想，因此我国历代社会名流、文人骚客、商贾官吏、佛道人士都以崇茶为荣，特别喜好在品茗中，吟诗议事、调琴歌唱、弈棋作画，以追求高雅的享受。

    所谓茶道，就是有关沏茶、饮茶的礼仪，有一整套形式，用以修身养性，增进友谊，学习礼法。“茶道”是一种以茶为媒的生活礼仪，也被认为是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它通过沏茶、赏茶、饮茶，增进友谊，美心修德、学习礼法，是很益的一种和美仪式。

    茶道是品出来的。中国茶道酝酿于隋朝之前，形成于唐代，鼎盛于宋明。陆羽创立了中国茶道。中国茶道史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时期，从神农时期到隋朝是中国茶道的酝酿时期：远古时代无文字记载，但留下了美丽的传说。相传神农身体奇特，肚皮透明，五腑六脏一览无余。按时下气功理论家的推测，神农是具有特异功能的人，可以凭观察，靠感觉，断定植物入哪经、走哪穴、治什么病。当然，尝遍百草难免中毒。世界第一部药物学著作、据考证成书于先秦的《神农本草》云：“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与此相关的传说有几种：一说神农尝到茶叶

后，五脏六腑如经过洗涤山般，干干净净，神清气爽；一说神农煮水，茶叶落入锅内，偶然中发现了茶叶神奇的作用；一说神农尝了金绿色滚山珠中毒，濒于死亡，幸得茶树汁流入口。中而得救。陆羽是有几分相信的，《茶经》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并肯定茶是“南方之嘉木”。古人还喻为“嘉谷”。嘉者，至美至美也。这几种传说表明：人们在认识茶树过程中进行审意体验，发现茶树具有治病的功效和济世活人的品格。前者是物质的。后者是精神的。一原始社会及后来的奴隶社会，人类征对大自然难以抗衡，疾病多，死亡率高，彼此需要帮助，“济世活人”便被十分推崇。茶树便成为这种品格的象征物。

    第二个时期是唐代，这是中国茶道的形成时期：前面说过，茶道要以茶文化

为依托。而茶文化兴盛的前提条件是饮茶成风俗。到唐代，一发明了蒸青制茶，茶叶品质经高了，饮茶之风渐盛。唐玄宗天宝末进土封演所撰《封氏闻见记·饮茶》云：“……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轮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椽，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没钱取机。”显然，茶已不是贵族和士大夫们的特有享受品，已普及民间，成“比屋之饮”。《封氏闻见记》又说：“按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范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茶事兴盛的客观条件是茶叶种植业的空前大发展，据《茶经》所载：唐代产茶度分布在8个道、43个州郡、44个县，不再限于云贵川之一隅。茶叶传入东南，得其天时地利，涌现不少名茶。有了这个物质条件，茶事便日渐兴旺。 　　

    唐代的茶文化引人注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文人学士深得茶之益处，清醒头脑，增长思维能力，易来灵感，于是争相沤歌茶事。一时间饮茶成了热门题材，连酒仙李白也写下了《玉泉山仙人掌茶诗》，还有柳宗元的《竹间自采茶诗》和代武中丞谢《赐新茶表肝，吕温写”《三月三口茶宴序》，皮日休写；《茶中杂咏序》，刘禹锡写《西山兰若试茶歌》，韦应物写《喜园中茶生》，白居易写《睡后茶兴忆杨同州》，温庭骛写《采茶歌》等，油于文人推波助澜，饮茶和研究茶叶的风气大盛。茶不再仅仅是农学家的研究对象，，也是一种可登大雅之堂的世俗文化，文人雅士们不断用思维的铧和如椽的笔开掘其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又深深烙印在民族习俗、民族心态和民族性格中，并日渐成为可遗传的文化基因；二是出了一批茶学专著，有陆羽的《茶经》，张又新的《煎茶水记》，温庭筠的《采茶录》，苏廙的《十六汤品》等，这些茶学专著使茶事成了一门高雅的文化艺能，对茶的认识已条理化、系统化，由感性上升到理性，由个别到一般。茶事已成一门博大精深的涉及多边学科的学问。

    唐代创立中国茶道，是对华夏文明的贡献，也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第三个时期是宋明，这是中国茶道的发展鼎盛时期：维唐之后，宋代饮茶更为普遍。王安石《临川集卷七十议茶法》说：“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李觏（gò）《盯江集卷十六·富国策一十》云：“茶并非古也，源于江左，流于天下，浸淫于近世，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贵贫贱靡不用也。”宋人吴自牧编撰的《梦粱录》载有“开门八件事”：柴、米、油、盐、酒、酱、醋、茶。由此可见，茶已同布帛菽粟，成日常生活之必需品，须臾不得。到元代，去掉了酒而成“开门七件事”。

    宋代明代商贸繁荣，饮茶成了一大服务行业，由家庭走向社会，由比屋之钦发展到茶肆、菜行、茶亭、茶定、茶摊、茶店、茶馆比比皆是，由独钦发展到办茶会、茶宴聚饮。茶道亦成社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荣事不再是个人的享受，已全方位向社会开放，成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交及一切世俗生活的载体，一个小小的茶馆竟是社会的缩影，茶事如一面镜子照见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旮旮旯旯。

    茶道的发展要以茶文化的发展为依托，茶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茶业文学。宋明 文人亦如前朝，著诗文歌吟茶事。茶诗数量倍增，内容也有两个突出的变化：一是宋明茶业文学涉及对茶政的批判；二是宋明茶叶文学对茶道艺能的描写更细腻入微。

    文化背景不同便形成中国四大茶道流派。贵族茶道生发于“茶之品”，旨在夸示富贵；雅士茶道生发于“茶之韵”，旨在艺术欣赏；禅宗茶道生发于“茶之德”，旨在参禅悟道；世俗茶道生发于“茶之味”，旨在享乐人生。

    贵族茶道：由贡茶而演化为贵族茶道，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一豪门乡绅于茶、水、火、器无不借权方和金钱 求其极，很违情肯理，其用心在于炫耀权力和富有。源于明清的潮闽工夫茶即贵族茶道，发展至今日渐大众化。茶被列为贡品从客观上讲是抬高了茶叶作为饮品的身价，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大发展，刺激了茶叶的科学研究，形成了一大批名茶。中国社会是皇权社会，皇家的好恶最能影响全社会习俗。贡茶制度确立了茶叶的“国饮地位”，也确立了中国是世界产茶大国、饮茶大国的地位，还确立了中国茶道的地位。但茶一旦进入宫廷，也便失去了质朴的品格和济世活人的德行。反之，贡茶坑苦了老百姓。为了贡茶，当此时，男废耕，女废织，夜不得息，昼不得停。茶之灵魂被扭曲，陆羽所创立的茶道被强奸，生出一个畸形地：贵族茶道。条被装金饰银，脱尽了质朴；茶成了坑民之物，不再济世活人。达官贵人借茶显示等级秩序，夸示皇家气派。贵族们不仅讲“精条”，也讲“真水”，为此，乾隆皇帝亲自参与“孰是天下第一泉”的争论，用“称水法”一锤定音，钦定北京玉泉水为天下第一泉。为求“真水”又不知耗费多少民脂民膏。相传，唐朝宰相李德裕爱用惠泉水煎茶，便令人用坛封装，从无锡到长安“铺递”，奔波数千里，劳民伤财。此后因一云游和尚点化，知其弊端，才“人不告劳，浮位乃洱”。贵族茶道的茶人是达官贵人、富商大贾、。豪门乡绅之流的人物，不必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但一要贵，有地位，二要富，有万贯家私。于茶艺四要“精茶、真水、活火、妙器”无不求其“高品位”，用“权力”和“金钱”以达 到夸示富贵之目的，似乎不如此便有损“皇权至上”，有负金钱第一”。贵族茶道有很多违情背理的地方，但因为有深刻的文化背景，这一茶道成为重要流派香火绵延，我们不得不承认其存在价值。作为茶道应有一定仪式或程序，贵族茶道走出宫门在较为广泛的上层社会流传，其富贵气主要体现在程序上。其变种即源于明清至今仍在流传的闽潮功夫茶

。

    雅士茶道：古代的“士”有机会得到名茶，有条件品茗，是他们最先培养起对茶的精细感觉；茶助文思，又最先体会茶之神韵。是他们雅化茶事并创立了雅士茶道。受其影响此后相继形成茶道各流派。可以说，没有中国古代的士便无中国茶道。“中国古代的士和茶有不解之缘，可以说没有古代的士便无中国茶道。中国文人嗜茶在魏晋之前不多，诗文中涉及茶事的汉有司马相如，晋有张载、左思、郭噗，南北朝有鲍令晖、刘孝绰、陶弘景等，人数寥寥，且懂品饮者只三、五人而已。但唐以后凡著名文人不嗜茶者几乎没有，不仅品饮，还咏之以诗。唐代写茶诗最多的是白居易、皮日休、杜牧，还有李白、杜甫，陆羽、孟浩然：刘禹锡、陆龟蒙等；宋代写条诗最多的是梅尧臣、陆游，还有欧阳修、苏辙、黄庭坚、秦观、杨万里、范成大等。原因是魏晋之前文人多以酒为友，唐以后知识界颇不赞同魏晋的所谓名土风度，一改“狂放啸傲、栖隐山林、向道慕仙”的文人作风，人人有“入世”之想，希望一展所学、留名干秋。文人作风变得冷静、务实，以茶代酒便蔚为时尚。这一转变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文化背景，是历史的发展把中国的文人推到这样的位置：担任茶道的主角。中国文人颇能胜任这一角色：一则，他们多有一官半职，特别是在茶区任职的州府和县两级的官和吏员近水楼台先得月，因职务之便可大品名茶。贡茶以皇帝为先，事实上他们比皇帝还要“先尝为快”；二则，在品茗中培养了对茶的精细感觉，他们大多是品茶专家，既然“穷春秋，演河图，不如载茗一车”，茶中自有“黄金屋”，茶中自有“颜如玉”，当年为功名头悬梁、锥刺股的书生们而今全身心投入茶事中，所以，他们比别人更通晓茶艺，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茶艺，著之以文传播茶艺；三则，茶助文思，有益于吟诗作赋。、李白可以“斗酒诗百篇”，一般人做不到，喝的酷叮大醉，头脑发胀，手难握笔何以能诗？但菜却令人思勇神爽，笔下生花。

    茶助文思，兴起了品茶文学，品水文学，还有茶文、茶学、茶画、茶歌、茶戏等；又相辅相陈，使饮茶升华为精神享受，并进而形成中国茶道。雅士茶道是已成大气候的中国茶道流派。茶人主要是古代的知识分子，以“入仕”的土为主体，还包括未曾发迹的土，有一定文化艺术修养的名门因秀，青楼歌妓、艺坛伶人等。对于饮茶，主要不图止渴、消食、提神，而在乎导引人之精神步入超凡脱俗的境界，于闹情雅致的品茗中悟出点什么。茶人之意在乎山水之间，在乎风月之间，在乎诗文之间，在乎名利之间，希望有所发现，有所寄托、有所忘怀。“雅”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一是品茗之趣，二是茶助诗兴，三是以茶会友，四是雅化茶事。正因为文人的参与才使茶艺成为一门艺术，成为文化。文人又将这门特殊的艺能与文化、与修养、与教化紧密结合从而形成雅士茶道。受其影响，又形成其它几个流派。所以说是中国的“士”创造了中国茶道，原因就在此。

    禅宗茶道：僧人饮茶历史悠久，因茶有“三德”，利于丛林修持，由“茶之德”生发出禅宗茶道。僧人种茶、制茶、饮茶并研制名茶，为中国茶叶生产的发展、茶学的发展、茶道的形成立下不世之功劳。明代乐纯著《雪庵清史》并列居士“清课”有“焚香、煮茗、习静、寻僧、奉佛、参禅、说法、作佛事、翻经、忏悔、 放生……”，“煮茗”居第二，竟列于“奉佛”、“参禅”之前，这足以证明“茶佛一味”的说法是于真万确。和尚饮茶的历史由来已久。《晋书·艺术传》记载：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药有松、桂、蜜之气，所饮茶苏而已。这是较早的僧人饮茶的正式记载。单道开是东晋时代人，在螂城昭德寺坐禅修行，常服用有松、桂、蜜之气味的药丸，饮一种将茶、姜、桂、桔、枣等合煮的名曰“茶苏”的饮料。清钦是宋代以后的事，应当说单道开饮的是当时很正宗的茶汤。壶居士《食论》中说：苦茶，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长期喝茶可以“羽化”，大概就是唐代卢金所说的“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与韭菜同食，能使人肢体沉重，是否真如此，尚无人验证。作者壶居上显是化名，以“居上”相称定与佛门有缘。僧人饮茶已成传统，茶神出释门便不足为怪。

    中国茶道在寺庙香火中熏过一番，所以自带三分佛气。僧人为何嗜茶？其茶道生发于茶之德。佛教认为“茶有三德”：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茶可抑制性欲。这三条是经验之谈。释氏学说传入中国成为独具特色的禅宗，禅宗和尚、居上日常修持之法就是坐禅，要求静坐、敛心，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其姿势要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通常坐禅一坐就是三月，老和尚难以坚持，小和尚年轻瞌睡多，更难熬，饮茶正可提神驱睡魔；饭罢就坐禅，易患消化不良，饮茶正可生津化食；佛门虽清净之地，但不染红尘亦办不到，且不说年轻和尚正值青春盛期难免想入非非，就是老和尚见那拜佛的姣姣女子亦难免神不守舍，饮茶既能转移注意力、抑制性欲，自当是佛门首选饮料。僧人的另一个突出贡献就是种茶，培植名茶。茶产于山谷，而僧占名山，名山有名寺，名寺出名茶。最早的茶园多在寺院旁，稍晚才出现民间茶园。古代多数名茶都与佛门有关。如有名的西湖龙井茶

，陆羽《茶经》说：“杭州钱塘天竺、灵隐二寺产茶。”宋代，天竺出的香杯茶、白云茶列为贡茶。乾隆皇帝下江南在狮峰胡公庙品饮龙井茶，封庙前18棵茶树为御茶。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茶的发现、培植、传播和名茶的研制，佛门僧人立下不世之功。

    世俗茶道：茶是雅物，亦是俗物。进入世俗社会，行于官场，染几分官气。行于江湖，染几分江湖气；行于商场，染几分铜臭；行于清汤，杂几分脂粉气；行于社区，染几分市侩气；行于家庭，染几分小家子气。熏得几分人间烟火，焉能不带烟火气。这便是生发于“茶之味”以“享乐人生”为宗旨的。

    “世俗茶道”，其中大众化的部分发展前景看好。当它进入官场，与政治结缘，便演出一幕幕雄壮的、悲壮的、伟大的、渺小的、光明的、卑劣的历史活剧。唐代，朝廷将茶沿丝绸之路输往海外请国，一借此打开外交局面，都城长安能成为世界大都会、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茶亦有一份功劳。唐代，文成公主和亲西藏，带去了香茶，此后，藏民饮茶成为时尚，一此事在西藏传为历史美谈。唐代，文宗李昂太和九年（835），为抗议榷茶制度，江南茶农打死了榷茶使王涯，这就是茶农斗争史上著名的“甘露事变”。明代，朝廷将茶输边易马，作为杀手铜，欲借此“以制番人之死命”，茶成了明代一个重要的政治磋码。清代，左宗棠收复新疆，趁机输入湖茶，并作为一项固边的经济措施。

    茶是个灵物，随国家政治的举措而升沉起伏，辉煌过，也晦气过。

    茶作为有特色的礼品，人情往来靠它，挖门子搭桥铺路也靠它。茶通用于不同场合，成事也坏事，温情又势利，茶虽洁物亦难免落入染缸，常扮演尴尬角色，借茶行“邪道”，罪不在茶。茶入商场，又是别样面目；茶入江湖，便添几分江湖气；茶道进入社区，趋向大众化、平民化，构成社区文化一大特色。一个小茶馆就是人间社会的缩影。

    茶已是俗物，日行之必需。客来煎茶，联络感情；家人共饮，同享天伦之乐。茶中有温馨。茶道进入家庭贵在随意随心，茶不必精，量家之有；水不必贵，以法为上；器不必妙，宜茶为佳。富贵之家，茶事务求精妙，可夸示富贵、夸示高雅，不足为怪；小康之家不敢攀比，法乎其中；平民家庭纵粗茶陶缶，只要烹饮得法，亦可得条趣。茶不孤傲怪僻，是能伸能屈的木中大丈夫。综上所述，茶作为俗物，由“茶之味”竟生发出五花八的茶道，可叫官场茶道、行帮茶道、情场茶道、社区茶道、平民茶道、家庭茶道，茶中有官气、有霸气、有匪气、有江湖气、有市侩气、有脂粉气、有豪气、有小家子气，这一切都发端于“口腹之欲”，其主旨是“享乐人生”，非道非佛，更多儒学的内蕴。为了学问完整些、系统些，我们可概称为 “世俗茶道”。中国人在，茶道在，但茶道不会再是明清时代的格局。

泡茶本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简单得来只要两个动作就可以了：放茶叶、倒水。但是在茶道中，那一套仪式又过于复杂或是过于讲究了，一般的老百姓肯定不会把日常的这件小事搞得如此复杂。

    中国虽然最早提出了“茶道”的概念，也在该领域中不断实践探索，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却没有能够旗帜鲜明地以“茶道”的名义来发展这项事业，也没有规范出具有传统意义的茶道礼仪，以至于使不少人误以为茶道来源于他邦。中国的茶道可以说是重精神而轻形式。有学者认为必要的仪式对“茶道”的旗帜来说是较为重要的，没有仪式光自称有“茶道”，虽然也不能说不可以，搞得有茶就可以称道，那似乎就泛化了，最终也“道可道，非常道”了。

    喝茶讲道，非是简单地熟悉通常的茶艺所讲的韩信点兵、关公巡城一类，甚至也不仅包含日本人所触类旁通的“清敬和宜”那一套，因为，喝茶在中国人早已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与艺术、个人修养、道德，甚至日常行为每一方面都紧密关联，而且每一发面都与艺术早已融合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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