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中期，福建福州的茶叶作坊，茶农们正在制作红茶。

1725年，英国诗人埃德华·扬在诗歌《热爱声誉，一种普遍的酷爱》中写道：“她两片红红的嘴唇装作轻轻吹起微风，吹凉武夷茶却激起了男友的心;当大拇指和另外一只洁白的手指端起茶杯时，令世界钦佩。”这令世人倾倒的武夷茶不是别的，正是那茶色乌亮、茶汤如琥珀的武夷红茶。但你可知道，这让英国人深深着迷的饮料，起先不过是中国人意外的发现，它不曾得到中国人的青睐，却漂洋过海到了欧洲和美洲，引发了一场又一场轩然大波。这一片小小的茶叶背后到底隐藏着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

茶与鸦片：天使与恶魔

故事得从中国人最熟知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说起。一直以来，中国人都对这场战争的起因熟稔于心：英国人向中国倾销鸦片，中国人掀起禁烟运动。然而，英国人为何会向中国输入这种不道德的上瘾品呢?更深刻的原因却与中国茶有关。

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曾说：“茶是中国继火药、造纸、印刷、指南针四大发明之后，对人类的第五个贡献。”此话非虚，如今，世界五大洲有50多个国家种茶，有120个国家从中国进口茶叶，茶文化覆盖全球。18世纪中期之前，中国更是世界上最大的产茶国与茶叶出口国。虽然中国茶早在17世纪就已经进入了欧洲，但欧洲人并不知晓种茶与产茶的技术。如果对于茶只是显示出了一般的爱好，也不至于令英国人感觉痛苦了;18世纪初开始，中国茶开始从英国的王公贵族向广大平民普及，英国的茶叶需求量急遽增加，这让不能种植茶叶的英国遭受了巨大的贸易逆差。英国人为了应付窘局，一边寻找可以使中国人同样迷恋的英国产品——鸦片便是他们欣喜的发现，一边也在积极寻找种植茶叶的方法。

鸦片战争之前，虽然中英茶叶贸易为清政府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但清政府并未多加重视，他们认为茶叶出口只是天朝上国对外的恩赐。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震碎了清廷的迷梦，清廷开始觉悟到茶叶之于中英关系之利害，并将之视为抵御外洋的武器。林则徐说：“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洋人何以为生?”因此，茶树和茶种被列为禁止对外贸易的商品，对走私茶树茶种者，最高可处以死刑。

正是在清廷严格的管控之下，英国东印度公司悄悄派出植物间谍罗伯特·福琼来到了中国，目的只有一个：找到最优秀的茶种，获取中国种茶和制茶的秘密，并将之带到英国当时的殖民地印度。福琼在1848年来到中国，他身穿中国服装，行走在福建到上海的山山水水之间，每到一处村庄和寺庙，便仔细地向当地人询问种花、种茶乃至泡茶、饮茶的种种方法和心得，并细心地记下笔记。中国人热情接待了他，却无法想象，多年以后正是他们传授给“洋鬼子”的种茶知识，尤其是武夷山的红茶制茶技术，彻底改变了中国种茶人的命运。

失败的绿茶与抢手的红艳

说起来，让英国人如此疯狂追逐的中国茶与中国人喜爱的茶，却有几分不同。中国人向来喜饮绿茶，而英国人却喜爱红茶。中国人饮绿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隋朝，然而红茶却直到明朝才诞生。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史书详细记载过红茶是何时且如何诞生的，最早关于红茶的记载出现在《清代通史》中：“葡荷两国，与我国通商较早。明末崇祯十三年(1640年)，红茶(工夫红茶、武夷茶、小种茶、白毫茶)始由荷兰转至英伦。”

在福琼窃取中国红茶的制茶技术之前，英国人一直以为红茶与绿茶是不同茶树上生长出来的。其实，红茶与绿茶相比，只是制法不同，绿茶经过杀青、揉捻、烘焙三道工序制成，而红茶不经杀青，直接在揉捻之后多加了一道发酵的工序再进行烘焙。就是这多加入的一道工序，使绿色的茶叶发生红变呈现乌亮的色泽，泡出的茶汤也变成鲜艳明媚的红亮色，茶汤的滋味较绿茶更为醇厚，香气也更为浓郁。

这发酵的技术是何人发明的，我们现在也不得而知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最早的红茶产地位于福建，特别是产于武夷山市星村镇桐木村的正山小种红茶被公认为红茶的鼻祖。桐木村世代经营茶叶的江姓家族第24代传人江元勋先生曾这样讲述过红茶诞生的经历：明末清初，时局动荡、战争频仍。桐木村作为江西入闽的咽喉要道，时有军队经过。一次，一支江西军队过境桐木庙湾，占驻了茶厂，军人们睡在茶青上。待军队开拔后，茶农发现茶青发红，为挽回损失，茶农将茶叶搓揉后，用当地盛产的马尾松柴块烘干。烘干的茶叶呈乌黑油润状(所以在英文中，红茶被称为 blacktea而不是redtea)，口感中有一股特有的浓醇松香味。

这“失败的绿茶”，当地人自是不喝的，于是就将它挑到星村茶市(古时武夷山三大茶市之一，另两个是下梅和赤石)上贱卖，谁知第二年竟然又有人来订购。后来，这些茶叶渐渐被星村茶市的闽南行商购买后运到了厦门，由专营厦门至海外贸易的漳泉商人乘10月、11月的季风运到巴达维亚(现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与恰好在那时到达的荷兰商人进行贸易，荷兰人又将茶叶带到了欧洲。这些茶因产地在武夷山，被英国人称为武夷茶(Bohea)。到18世纪初，武夷茶出口上百万斤，桐木村的产量已经无法满足急遽的需求，武夷茶的种植遂开始向武夷周边地区拓展。为了区别桐木村和武夷周边地区出产的红茶，桐木村的红茶被称为“正山小种”，周边地区的则被称为“外山小种”。

从荷兰到英国 从皇宫到民间

当欧洲人第一次接触武夷茶的时候，自然无法得知，红茶其实是制作绿茶时出现的副产品，他们也就不会像中国人那样一开始就对红茶产生偏见。相反，17、 18世纪，中国对于欧洲人而言仍然是一个神秘而富足的东方国度，来自这一国度的任何物品自然也就被赋予了高贵的气息。何况，这小小的茶叶，从东方来到西方，跨越了千山万水的旅程，很多时候甚至需要一整年的时间才能到达，就更显珍贵。

最早认识并购买红茶的是葡萄牙人，所以当他们于 1662年将公主凯瑟琳嫁给英皇查理二世的时候，带来的嫁妆里就包括221磅红茶和精美的中国茶具，而正是从凯瑟琳公主开始，嗜饮红茶的习惯才在英国皇宫贵族中成为风尚。但是饮茶之风并没有最先在葡萄牙兴起，或许因为葡萄牙早已深深浸淫在地中海的葡萄酒文化之中，又或许这门生意很快就被荷兰人抢走之故—— 红茶大约在17世纪初就已经进入欧洲，但直到1684年清政府第一次解除海禁之前，欧洲各国只能假荷兰人之手买到珍贵的武夷红茶。自然的，饮茶之风最先在荷兰兴盛，并很快发展出荷兰贵族式饮茶之风和文化;许多欧洲人对茶叶充满幻想，欧洲妇女甚至把能够像荷兰贵妇人那样每天喝到一杯茶看作自己的梦想。

当然，欧洲各国对红茶的喜爱，无人能比得上英国人，如今遍及全世界的红茶文化便诞生于此。1666年，奥索雷和阿灵顿公爵把他们在荷兰购买的茶叶带到伦敦时，他们带给英国公众的不是一种新奇品，而是推动了初期的茶叶贸易，用他们带有头衔的顾客身份抬高了茶叶的身价。从那时起到今天，茶叶从来没有像肥皂和砂糖那样被看作一种粗俗的商品。

茶叶是如此珍贵，尽管到了17世纪晚期，茶已经在英国贵族中流行，但也是一种必须珍而重之看护的物品。贵妇人们往往用装饰华美的茶箱装茶叶，茶箱上配有锁，钥匙掌握在自己手里，客人来时才亲手打开箱子取茶。

不过，红茶如不是普及到英国的大众当中，想必无法产生后来如此巨大的影响。到了18世纪中期，茶叶在英国的消费已超过啤酒和麦酒;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茶叶基本普及到工人、农民、佣人等社会各个阶层。英国文学家迪斯拉利于1790年发表的《文学之珍异》一文中这样评论道：“(茶)这种知名植物的发展过程颇类似真理的发展，喝过茶的人认为很美味，但茶叶初始则被质疑;刚立足时则被抵制;将要传播渐广时则被辱骂;最终，经过漫长的时间考验和自身美德的优势而取得胜利，全国上下从宫廷到村舍一片喝彩欢呼声。”

有意思的是，在红茶进入英国的时候，一同输入的还有绿茶，为何英国人没有爱上受到中国人追捧的绿茶，而是选择了红茶呢?其实，英国人一开始也是以喝绿茶为主，18世纪初的英国茶叶市场上，绿茶的喜爱程度仍然显著占上风，白毫和贡茶等绿茶品种非常流行，1715年绿茶价格下跌后，更加畅销。但18世纪中后期，随着茶叶在英国民间的普及，掺假的茶叶开始大规模出现，相比红茶，绿茶的掺假更加容易。结果，欧洲人失去了对绿茶的信任，转而喜欢喝红茶，一方面，掺假茶改变了英国人喝茶的品种和口味。另一方面，掺假茶奠定了英国红茶文化发展的基础。

武夷茶与美利坚的独立

荷兰和英国先后成为北美的殖民者，宗主国的饮茶嗜好，也就很快风靡了北美。尤其是英国人喜欢武夷红茶，这个嗜好便在北美更为流行。1770年左右，波士顿富商马士·汉考克就在他的大商店里出售武夷茶。他在传单广告中说：“如果武夷茶不合女士们的口味，她们可以退货并退回她们的钞票。”只不过当时输入北美殖民地的茶叶，一部分是通过英国政府经营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以官方渠道输入的，而另一部分却是民间盛行的走私茶。

因为私茶如此盛行，致使东印度公司的茶叶销量一落千丈。英国国会遂于1773年颁布《茶叶法案》，允许东印度公司直接到北美市场销售，这样可以把价格降到比走私茶还低，以帮助英国本土商人。这一法案引起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不满。1773年11月，7艘载有茶叶的大型英国商船开往北美殖民地，有2艘分别前往纽约和费城的商船遭到当地抵制，不得不开回英国;其中的4艘于12月16日抵达波士顿港口，波士顿革命分子塞缪尔·亚当斯领导当地人打扮成印第安人的模样偷偷摸到船上，将船上货物捣毁，并将342箱茶叶倒入港口内，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这一事件很快就激怒了英国政府，他们认定这是一种挑衅行为，并于1774年通过了一系列的“强制法案”，旨在加强对北美殖民地的控制。北美居民将其称为 “不可容忍的法案”，终于导致了1775年4月的美国独立战争。

为了支持革命，当时曾有很多美国妇女不得不忍痛放弃喝茶的习惯。在波士顿就有500名妇女集会约定不再饮茶，其他城市的妇女也响应号召加入抗茶的队伍。不过，茶的诱惑毕竟难挡，美国独立之后的第二年就重开与中国的茶贸易。第一艘中美贸易船“中国皇后号”于1783年开出，回航之时运回数百吨红茶、绿茶，四五十吨瓷器，还有丝绸、桂皮、牙雕、漆器等一大批中国土特产。当“中国皇后号”回到纽约时，船上的货物立即被抢购一空。其中，一只绘有中国飞龙图案的茶壶，被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看中，他如获至宝，珍藏起来，这把茶壶现已成为美国国家博物馆的珍藏品。

来自俄国的迷恋

除了海路为欧洲人送去中国红茶，还有一条鲜为人知的漫长陆路向俄国输入茶叶。不过比起具有冒险精神的葡萄牙人和荷兰人，俄国人最初对这种新鲜事物多少抱着点怀疑的态度。1654年，沙皇曾派出使团出访中国，使团回国时，清顺治帝赠给沙皇的礼物里有十普特茶叶，使团竟然在北京将这十普特茶叶就地卖了。不过，后来那些抵达俄国的茶叶，却很快受到了俄国宫廷贵族的喜爱。与中国红茶在英国的传播相似，这种稀有的饮料在俄国也经历了从贵族向民间普及的过程，大约也是在18世纪中后期，俄国全民族都养成了饮茶的习惯。

俄罗斯的近代经济学家瓦西里·帕尔申在《外贝加尔边区纪行》中写道：“涅尔琴斯克(尼布楚)的所有居民，不论贫富、年长或年幼都嗜饮砖茶(以红茶为原料)……早晨就面包喝茶，当作早餐，不喝茶就不上工。午饭后必须有茶。每天喝茶可达5次之多，爱好喝茶的人能喝10至15杯。”俄国人喝红茶不喜欢在茶中放入牛奶，却喜欢加入一片柠檬，或是放入果酱或者糖，寒冷的冬季，还会掺入一匙甜酒以防感冒。

中俄两国稳定的茶贸易始于1728年中俄签订的《恰克图条约》，条约规定中俄的两国贸易只能在蒙古边境集镇恰克图进行。从此以后，一条起始自福建，途经江西、湖北、山西、河北、内蒙古到达恰克图，之后再转运莫斯科、彼得堡的漫漫茶路便开通了。负责这单生意的中国人是有名的晋商，他们越秦岭、过戈壁、躲避西伯利亚地区的极寒气候，运送一趟茶叶常常需要耗时一年之久。运茶的路上，车帮、马帮、骆驼帮组成的运茶队，经常是累百上千，首尾难望，车铃之声数里可闻。

而中俄交易的中心恰克图，也因茶叶的贸易而兴盛，成为18世纪初到19世纪后期与我国南方广州遥相呼应的第二大码头，被誉为“沙漠威尼斯”，名噪一时。在恰克图交易茶叶时，中俄双方的商人通常边喝茶边谈论价格，价格商定好后即可互换货物。最为神奇的是，他们之间几乎不需要翻译，中国商人说着近乎汉语的生硬俄语，俄国商人竟然能听懂，而俄国商人为了让华商理解，也有意说着带中国腔的俄语。久而久之，居然形成了一种只有在恰克图才有的买卖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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