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华人造就阿萨姆红茶后,竟被投入集中营,无家可归!
马金,印度的小镇
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Assam),紧挨着喜马拉雅山南麓,是印度最大的产茶区所在地。在阿萨姆邦的最东端,零星点缀着几个被当地人称为“小中国城”(China Patty)的村镇,其中最大的一个镇子叫Makum,意为“会晤地点”。如果你能幸运地找到Makum镇仅剩的几位华人,那他们会告诉你,镇子有一个中文名字,叫“马金”。
打开凤凰新闻,查看更多高清图片没有人知道曾经居住在这些小镇里的华人的准确数字,按照阿萨姆邦政府当年的记录,在上个世纪50年代,这里大约有2000到3000名华人,是印度境内除了加尔各答和孟买这两大都市以外最大的华人聚集地。马金镇里不仅有中国餐馆和杂货铺,还有一所华文学校和一个华人俱乐部。然而,这群华人的命运随着1962年的中印战争而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如今,仍然居住在这些“中国城”的华人后代几乎已经屈指可数了。
阿萨姆红茶的诞生
1824年,第一次英缅战争爆发,两年之后,缅甸战败,英国人吞并了原属于缅甸贡榜王朝的阿萨姆地区,将其并入了英属印度的版图。英国人布鲁斯兄弟——哥哥罗伯特·布鲁斯(Robert Bruce)和弟弟查尔斯·布鲁斯(Charles Bruce),在阿萨姆的布拉马普特拉河(雅鲁藏布江下游)河谷、一个景颇族寨子里,发现了一种专供部落酋长喝的饮品。布鲁斯兄弟将其中泡着的树叶状植物带回加尔各答检验后,确定了那是一种茶叶,一种类似于中国云南和缅甸北部产的古树茶。
印度阿萨姆邦有800多个茶园,阿萨姆茶区是印度最大的茶区,面积和产量约占全印度的55%左右。
加尔各答的商人们欣喜若狂,认定阿萨姆的茶叶将打破中国人在茶叶种植领域的垄断地位。然而,从英国市场反馈回来的消息却泼了他们一头冷水,英国的茶叶鉴定师们认为,阿萨姆的茶叶太原始,喝上去一股土腥味,根本不可能在大不列颠打开市场。
不过,加尔各答的商人们并没有就此死心,茶叶不好?但土壤还是可以的。他们商议后决定,成立加尔各答茶叶委员会,委派查尔斯·布鲁斯负责,从中国引进茶种,在布拉马普特拉河畔开辟实验茶园,将阿萨姆茶与中国茶进行杂交,栽培出适合英国人口味的茶叶品种。几年后,布鲁斯在实验茶园里种出了令人满意的“栽培茶”,然而,当茶叶委员会决定大面积种植这种茶叶时,又遇到了一个难题:阿萨姆的当地土著粗鄙懒散,根本不会种茶,遑论产业化加工,即使对他们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培训,茶叶质量也很难得到保障。
于是,布鲁斯决定,不仅要引进中国茶种,还要引进中国“茶农”!毕竟,中国是茶叶种植的鼻祖,中国人种出的茶叶具有一定的品牌可信度。于是,19世纪30年代初期,查尔斯·布鲁斯将一批中国“茶农”带到了阿萨姆的茶园。1938年,第一批阿萨姆红茶试销英伦,并一炮打红。这批标榜为“真正的中国茶农在帝国阿萨姆生产出品”的茶叶甫一亮相拍卖市场,价格便扶摇直上,很快便供不应求了。
英国人请来的“茶农”
之所以“茶农”要加上引号,是因为这些人原本并非茶农。在那个年代,大清帝国没有劳务输出制度,普通中国人也不可能自由出入国境。实际上,查尔斯·布鲁斯带到阿萨姆的第一批中国人,来自另一块大英帝国的殖民地——马来的槟榔屿和新加坡。他们大多是下南洋讨生活的广东人,有的是船夫,有的做苦力。查尔斯明知他们并没有种植茶叶的经验,但他相信,无论如何,中国人都要比阿萨姆的土著更守纪律,更好培训,而且,至少他们是中国人,不违“中国茶农出品”的广告宣传。
关于查尔斯带到阿萨姆的这些华人,英国人并没有留下多少详细的记录。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系的印度裔教授沙马(Jayeeta Sharma)在其著作《帝国花园》(Empires Garden)一书中,提到了其中的两个人。一位名叫阿蒙(A Mong),他是第一位到达阿萨姆的中国人。在茶园建设初期,他为英国人出了不少力,也从中获得了不错的报酬。他后来从英国人手里买下了一座茶园,却由于经营不善而倒闭。另一位名叫“兰夸”(音译,Lamqua)的人,曾经是加尔各答华人社区里的医生,因为有些文化且英文流利,被布鲁斯雇来做茶园的经理兼翻译。
这些“茶农”中的绝大部分人是单身男性,对他们来说,在荒蛮之地开辟种植园不是一件轻松的生计。他们中的一些人因受不了阿萨姆潮湿闷热的天气和茶园工作的艰辛,很快就跑掉了;另一些人则感染上了热带疾病,不久便死去;少数坚持熬下来的人,与当地少数民族女子结婚生子。几代人之后,他们穿上了隆基,说着一口流利的阿萨姆语,除了屋里供奉的祖先牌位,已经很难分辨得出他们与当地人有什么不同了。
此后的一百年间,先后又有几批华人前来投奔,他们大多是在大陆兵荒马乱的年代逃难到缅甸或马来的华人。他们经亲友或乡人介绍,辗转来到阿萨姆。他们以不同的茶园为单位,逐渐形成了数个华人社区。
战争改变命运
发生在1962年的那场中印战争,彻底改变了这群华人“茶农”的命运。在中国军队单方面宣布停火的一个星期后,11月29日的夜里,马金的华人被全副武装的印度士兵从家中拖出,押送到不远处的一座监狱。他们被告知,政府只是把他们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只需待上两三天,除了证明身份的文件,不得携带任何东西。
然而,几天以后,这些华人又被押解上一辆闷罐子火车,送到了两千多公里以外的拉贾斯坦邦沙漠中的迪奥利(Deoli)集中营。据华人们后来回忆,那是一场漫长的苦难之旅,老人、儿童、病人、孕妇,统统被关在拥挤不堪的车厢里,经过了七天七夜的旅程,自东向西穿过几乎整个印度大陆,很多人在到达集中营的时候,已经虚脱到无力支撑自己的地步。
迪奥利集中营里关押了来自加尔各答、孟买、阿萨姆等地的将近一万名华人,据说,相比于加尔各答和孟买的华人,阿萨姆的华人更难被识别,因为他们已经与当地人通婚几代了。印度政府逮捕他们时,主要靠邻里之间的举报,或者靠面相辨识,长得偏向中国人的,一律先抓起来再说。这样的关押拆散了很多家庭,华人丈夫被带走,阿萨姆妻子则被允许留下,子女当中,那就要看你继承了谁的基因更多一些了。
1963年,印度政府决定遣返集中营里的大部分华人。中国政府先后派出三艘轮船,陆续将这些华人接回国内,并安置他们在广东湛江或云南鹤庆的华侨农场里工作。留在集中营里的人在随后几年陆续回到了阿萨姆,最后一批人于1967年被释放时,已经在集中营里生活了四年半了。然而,回到阿萨姆的华人却悲哀地发现,家里的房屋、财产被印度政府没收拍卖,他们不得不投靠亲友,原本小康自足的生活没了,现在他们沦落到了寄人篱下甚至家破人亡的境地。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阿萨姆中国茶农的后人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渐渐移民离开了印度,新加坡、加拿大、香港、澳洲……都是他们的目的地。而留在阿萨姆“小中国城”里的华人则已经寥寥无几了,马金的华人商铺和俱乐部早已不复存在,当年的马金小学已经成为印度政府的公立学校,校门上的中文匾额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回乡之路
五十多年后,阿萨姆的印度女作家绰乎丽(Rita Chowdhury)在香港偶遇了一位华人茶农的后人,才知道自己家乡发生过这样一段被印度政府长期掩盖的历史。她随后追踪采访了一些仍然在世的阿萨姆华人,并受邀到香港的阿萨姆华人社区参加他们的聚会。她在聚会中发现,这些华人之间仍然使用阿萨姆语交流,晚会上的节目也是华人们演唱阿萨姆民歌,表演阿萨姆舞蹈。他们说,无论移民到了哪里,他们都不能忘掉自己来自印度的阿萨姆。
2010年,绰乎丽出版了以阿萨姆华人身世为主线的小说《马金》(Makam),成为当年印度的畅销书,获得了多项印度文学大奖。2015年,《马金》又出了英文版,让更多的印度人及外国读者了解到这一段尘封往事。
绰乎丽在各种签名会和文学交流活动中反复呼吁,印度政府不仅欠阿萨姆华人一个道歉,还应该退还当年没收他们的财产。她将印度政府对待华人的行为,与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关押日本裔美国人的事件相比较,美国政府后来向日裔美国人做出了郑重的道歉,而印度政府至今没有任何回应。
2013年,59岁的阿萨姆华人梁林芝找到了分散53年、现居中国的父母。她请求印度政府帮助她与父母见面。
绰乎丽还走访了阿萨姆邦长和邦议会,请求政府出资,接这些流落在外的华人回乡看看。在她的不懈努力下,2013年10月,十名现居香港的阿萨姆华人回到了他们出生的地方,印度阿萨姆邦马金镇。当他们踏上分别五十年的故土时,不禁老泪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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