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立春礼俗服饰研究

　　政府官员在迎春礼中要穿朝服或者吉服。《大清通礼>规定：所有官员要“朝服”迎春，《礼部则例>也载：“立春前一日迎春，应穿朝服。”由于《大清通礼>有所规定，所以各地的服饰没有大的差异。无论是知州还是承吏，“通着公服顶戴”，而“阖街执事人等皆美服”。至于簪花，各地有所不同。在湖北公安迎春日“邑大夫而下俱簪花盛服”。在湖北光化“官民皆簪花，儿女鲜衣竞观”。在湖北鹤峰，“胥吏插纸花帽侧，谓之春花。”四川I合川“承吏各执春花，骑马”。福建上杭“县官率僚属披红簪花于东关外仁圣庙迎芒神土牛”。
　　汉代迎春的服饰是青色，“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帻”，并且还要“立青幡”。按照阴阳五行学说，颜色中的青和方位中的东、季节中的春同属一类。汉代迎春的服饰为青色表明汉代的迎春是严格按照阴阳五行学说设计和实施的，而在清代，迎春要穿朝服是把迎春礼看作政府的一项政治活动。如果说汉代的迎春强调与天时的协和，那么清代的迎春侧重人世间的沟通，具有更多的世俗的内容。
　　迎春服饰的颜色改变大概发生在唐宋时期。唐代还是以立春日祭祀青帝，（唐书・礼仪志》载：“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又亲往东郊迎气，祀青帝，以勾芒配，岁星及三辰七宿从祀。”青帝和勾芒以及岁星等各自设坛祭祀，青帝坛“坛上及四面皆青色”。
　　《新唐书・礼乐志>载，在孟春明堂读时令时，“皇帝服青纱袍，佩苍玉”，（唐代迎春以祭祀青帝为主，服饰也应为青色。宋代与唐代基本相同，“立春祀青帝，以帝太吴配，勾芒氏、岁星、三辰、七宿从祀。”即使在南宋时期也没有大的改变，“绍兴仍旧制，祀五帝于郊”。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238）十一月，诏为太上皇帝立春日行庆寿礼。”是日阜，文武百僚并簪花赴文德殿立班。昕宣庆寿赦。淳熙十年又诏以立春日为太上皇后行庆寿礼。文武百官庆寿所穿的衣服当然不能再是东汉时期与春相配的青色，而应该是表示吉祥和官职的颜色。迎春礼仪服饰颜色的改变或许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彩花在唐代宫廷的立春活动中已是十分流行。宋之问和李峤等都有“奉和圣制立春日侍宴内殿出剪彩花应制”诗。但是关于官员鞭春戴花的较早的记载却是《辽史・礼志>，在辽代是皇帝戴花，并且赏赐群臣佩戴。《辽史・礼志>载，皇帝戴幡胜，等第赐幡胜，臣僚簪毕，然后举行仪式，鞭土牛。由于皇帝的赏赐，戴花本身就是一种荣誉。在清代，参加迎春的官员才有资格戴花，这是一种社会地位的标志，使其群体的成员有别于其他的社会群体，在社会整体中体现这个群体的优越感，而在这个群体之中则会产生一种内聚力。再加上与民众有别的朝服公服，其凌驾于一般民众之上的印象在迎春礼仪中是格外鲜明的。这与迎春礼仪的新的社会功能是相适应的。礼仪中采用的象征是由其功能决定的，并且随着功能的变化而变化。彩花在立春的官方礼仪中不是出于对于美的追求，而是作为礼仪参与者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