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历史学家对早期近代欧美的公共场所像咖啡馆、酒店、沙龙等进行过相当深入地的研究，他们特别注意人们的"公共生活"-即人们在家庭圈子之外的活动，认为这些地方给朋友和不相识的人提供了社交场合。这种消闲商业以服务顾客为宗旨，并不一定只为上层服务，工人阶级也是他们争取的对象。这些公共场所实际是整个社会的缩影，而且经常卷入政治和阶级斗争。因此，它们也往往成为社会改良和社会控制的对象。

中国茶馆与西方的咖啡馆、酒店和沙龙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其社会角色更为丰富复杂，其功能已远远超出休闲的范围，追求闲逸只是茶馆生活的表面现象。茶馆既是休闲娱乐之地，亦为各种人物的活动舞台并经常成为社会生活和地方政治的中心。这篇论文将以成都为对象，考察茶馆这个20世纪初中国最基本经济文化单位，探索这一转折时期城市社会、公众日常生活以及政治生活的演化和变迁 。

黄炎培先生民国时期访问成都时，写有一首打油诗描绘成都人日常生活的闲逸，其中两句是："一个人无事大街数石板，两个人进茶铺从早坐到晚"。教育家舒新城也写到，30年代成都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人们生活的缓慢节奏，在茶馆里，"无论那一家，自日出至日落，都是高朋满座，而且常无隙地"。薛绍铭也发现，"住在成都的人家，有许多是终日不举火，他们的饮食问题，是靠饭馆、茶馆来解决。在饭馆吃罢饭，必再到茶馆去喝茶，这是成都每一个人的生活程序。饭吃的还快一点，喝茶是一坐三四个钟点"。地理学家G.哈巴德更有同样感受，他发现成都人"无所事事，喜欢在街上闲聊"，人们似乎看不到近代大城市生活的那种快速节奏。

外来的人们对成都有这种印象并不足为奇，因为似乎成都人自己便有意无意地推动这样一种文化 ，成都居民也自嘲这个城市有"三多"：闲人多、茶馆多、厕所多。以至当地民谚称"一市居民半茶客"。成都的茶馆及其文化在中外是声名远播并成为其传统的一部分。成都人也为自己的茶馆文化而自豪，甚至认为只有自己才配称"茶客"，只有四川才是真正的"茶国"。如果成都人写他们自己的城市，几乎都离不开茶馆。人们注意到，从茶馆数量上讲，恐怕无其他城市与之匹敌 。茶馆对这个城市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在华的日本调查人员把茶馆与这个城市的繁荣紧密联系在一起 。

谁是茶馆的常客？据称有两类人：一是"有闲阶级"，二是"有忙阶级" 。按一般理解，有闲阶级是那些地方文人、退休官员、有钱寓公和其他社会上层。有忙阶级则分为若干种：一是用茶馆为舞台，如评书和戏曲艺人；二是借茶馆为工作场所，如商人、算命先生、郎中以及手工工人；三是以茶馆为市场，如小商小贩和待雇的苦力等。不过，应当意识到，有闲阶级和有忙阶级的概念十分松散，并非严格的阶级划分。虽然我们常用"有闲阶级"形容那些没有正经工作和享受生活的人，但他们并不是一个独立阶级而且可以是有不同的经济背景。不过，"有忙"和"有闲"这两个词的确囊括了在茶馆的各种人。无论是上层精英还是下层民众、富人还是穷人、闲人还是忙人，都在茶馆这个公共空间里活动。

一、公共空间的造成及其经济文化色彩

成都茶馆之特点来自于其特殊的社会和生态环境 ，当然也与活动其中的茶馆老板、堂倌、小贩、艺人以及顾客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一个文化和商业城市，成都需要有方便而舒适的公共场所作为人们的活动之地，茶馆便适应了这样的需求。

茶馆的名称、茶具以及其中的各色人等都反映出丰富的茶馆文化。在四川，人们一般不称茶馆而叫"茶铺"、"茶园"、"茶厅"、"茶楼"、"茶亭"、以及"茶房"等等，而茶铺为最通常的叫法。茶馆取名非常讲究，都力图高雅而自然，诸如"访春"、"悠闲"、"芙蓉"等。茶馆竭力择址在有商业、自然或文化氛围之地，街边路旁引人注目是理想口岸，河岸桥头风景悦目亦是绝妙选择，商业娱乐中心颇受青睐，至于庙会、市场更是茶馆最佳地点。街边茶馆多利用公共空间，临街一面无门、无窗亦无墙，早上茶馆开门，卸下一块块铺板，其桌椅便被移到街沿上。茶客们便可毫无遮拦地观看街景、行人往来，街头发生的任何小事都可以给他们增添乐趣和讨论话题。绿树成荫的公园是茶馆的集中之地，但城外的茶馆则以其幽雅的环境招徕顾客。劝业场是成都第一个商业中心，著名的悦来茶馆便坐落在此。花会是每年成都最热闹的公共聚会，位于二仙庙和青羊宫之间的空地成为巨大的市场和展览地。据称有上百家茶馆和酒店在此搭棚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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