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在所有人的感受中，成都是平静而安详的。她的那份沉着与自信，犹如那两条穿城而过的江水，终日默默流淌，毫无声张；她的那份闲适与平和，犹如遍布大街小巷的茶坊，身处其中，一杯清清的茶水便会让人消融了红尘的喧嚣，淡化了岁月的苦难。

在专事人类学研究的吕卓红博士眼中，成都的茶馆是她人生记忆中挥之不去的场景：“事实上，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坝子，坐茶馆早已成为一部分人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茶馆对于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地区的民众，构成和体现着生活品质和生活态度，建构着一种不言而喻的‘集体记忆’。”在她看来，川西茶馆空间所承载的内涵是其他地方的茶馆所无法比拟的。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场镇，茶馆不仅具有娱乐身心、传播信息的功能，而且是城市和场镇各色人等经济、文化活动的场所，是传统社会民间知识和民间曲艺生产和传承的重要场所，也是联结地方社会生活网络的一个枢纽。而对于林林立立的茶馆在川西社会的意义，她认为：在传统的人际交往空间逐渐衰退的近代社会，茶馆部分地替代了它们整合人群的作用，并适应新的政治经济条件，产生相应变化，以维持川西社会的正常运转。“从这个意义上说，茶馆的发展是与川西社会近代化的进程相辅相成的，是民众借以重新整合社会和生活世界的一种积极力量。”

在李劼人、沙汀等川籍作家笔下，茶馆是人物活动和情节展开的主要场所。不过长久以来，与老舍、林语堂笔下的北京茶馆相比，四川茶馆大多“形象”不佳，硬件设施简陋，仅竹椅、木桌、土瓷碗而已，软件更差，多以终日打瞌睡的形象示人，茶馆也往往成了袍哥等闲杂人员聚集的是非之地。

安德烈·巴赞曾这样评论摄影艺术：摄影就是给时间涂上香料，使它免于自身的腐朽。其实，作为一座千年古城，使成都免于自身腐朽的，不是摄影行为本身，而恰恰是被摄影镜头一次次定格、聚焦的那些真实的物像。这些物像因为沧桑，而使时间停止了流逝；它们因为沉静，而使岁月回到过去。

对老成都而言，茶馆恐怕是除街头外最重要的公共场所，据清末民初有关资料记载：成都在晚清有454家茶馆，到1931年竟增至620家。随着城市现代化的进程，这些老茶馆大多早就荡然无存了，现在露脸的，更多不过只冰冷的楼房与挂满红绿灯的马路，楼舍间，灯红酒绿，广告肆意；街面上，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这里，城市躯体装载的骨骼、肌肉与器官越来越高大，越来越华丽，而城市的地图上，只余下一些若有若无的记忆，余下一些怀旧的伤感与怅惘。但身处顺兴老茶馆，这座城市的历史，至少是它的某一部分，便复活了。在老茶馆内那一条条黑黑窄窄的仿古小巷中，不知陪伴着多少人走过童年，在它每一块普普通通的砖石瓦块上，都刻印着无数人儿时的点滴记忆，在他们的记忆中，沉淀下一座城市的历史与文化，浮现出它所有平静的时光与平缓跳动的心律。

在美籍学者王笛的眼中，成都茶馆文化的特征，其一是茶馆竭力择址在商业发达或有自愈风光或文化氛围浓厚之地；其二，“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成都，人们以茶为娱乐中心，当然对民间艺人来说，茶馆也是他们极好的舞台。”他断言成都早期的剧场都产生于茶馆。茶馆不仅是市民的“社会俱乐部”，更是民间曲艺演出的“天堂”。据吕卓红博士考证，晚清民初，川剧、评书、扬琴、竹琴、清音等民间曲艺，没有专门的演出场所，没有专门的舞台戏院，它们的演出都在茶园。当时以演戏出名的茶馆有悦来茶园、大观茶园、万春茶园、锦江茶园四家，而成都第一个川剧团体“三庆会”就是在悦来茶园成立的。

成都的茶文化，我认为，它首先建立于成都独特的地域文化之上，没有了卖唱的、说书的、玩鸟的、修面采耳的，少了弹清音、打道琴、唱川剧，成都的茶文化便少了外延的魂魄；没有了心平气和与无挂无碍的聊天，少了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神会，成都的茶文化便失了内涵的精气。

这个夜晚，当身着时装束的茶倌茶娘穿梭其间时，各类精美的川菜小吃便摆在了我的眼前，大快朵颐之时，一阵我早已熟悉的川剧锣鼓声响了起来，戏台上，变脸、吐火、扬琴、说唱、蜀宫伎乐舞蹈和茶艺绝技纷纷亮相，戏台下，美食相伴，倾心交谈，舞台装饰的面具与生活真实的人生，此刻便水天一色，合二为一了。

隐约中，我看见这个城市的过客、倾情的男女，在茶馆门口穿进穿出，他们在灯光下彼此倾诉、或者喃喃自语。那些丰盛的美食、清淡的茶水、现代的时装与沧桑的古墙、传统的民乐，奇妙地混合在了一起。脑海中，我记起电影《Somewhere in Time》的主题曲，这是我极爱听的，中文有个极其好听的名字叫《时光倒流70年》。

这座城市的历史与我们的人生如水一样的流过，在水的尽头，便是看不到摸到的永远，我们一生也无法知道永远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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