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南茶乡重镇思茅茶事探微
思茅,曾经是闻名中外的"普洱茶"手工制作重地,同时也是一片文化异彩芬芳的沃土。清代以来至本世纪30年代,这座古城就经历过兴旺、苍凉的几度变迁。兴旺年间,茶业发展成为小镇的经济命脉,凝聚过国内外各地区、各民族、各阶层的智慧和力量。正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的这种"合力"与"辐射力",创造了思茅"普洱茶"文化的一度辉煌。可以说当年在这里,无论是用汗水浇灌了六大茶山,用脚步踏出了联系四面八方的道路,还是以手工作坊的形式制作出无以记数的"七子圆茶"、"沱茶"(紧茶)、"葫芦茶"等茶制品的人们,都是这一文化的创造者。
古道,马帮,茶庄的锁链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为思茅以茶业为核心的文化史,留下了难忘的一页。也给后人研究外来文化怎样在这里积淀,本土文化如何发展、变迁和传播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本文仅从"普洱茶"在思茅的手工制作时期的有关资料人手,对它所引发出的文化事象作轮廓式的勾勒和粗略的剖析。抛砖引玉,求教行家。
一、洒满艰辛的茶路
旧时的思茅县城,处于今天的西双版纳和思茅地区六大茶山的前沿。茶山土著的各族人民,勤劳奋进。自清代以来先后又有由省内外避难而来谋生汉民、移民的迁入,商旅的往来,道路逐渐被拓开了。然而这些路多是在江河纵横,密林丛生,山高崖险的条件下,由人、马、牛,用脚走出来的。去年我们沿着北出思茅的老路方向去寻觅,在蔓藤丛林中,找到一条隐约可见的,断断续续的石板路。当地的朋友认定,它就是从前由思茅出普洱上昆明方向的老路。觅路归途中我们来到曼窝哈尼寨的梅花桥上,恰好遇上了晚归的两位老农,问起古道旧事,一位背着草药的白族老人兴致勃然地讲出了一个关于"路"的传说,老人说:"你们认不得,古时候思茅人向朝廷上贡,就是从这个方向出去的"。老人指着脚下的梅花桥,朝北头比画着又说:"有一年用大象驮着贡品,连人带象走了几十天的路,才去到了昆明。哪知送贡品的差人一转眼间,大象不见了,急得公差四处追寻,好不容易发现了大象的足迹,他们就步跟步地急迫,追了一二十天,大象的足迹突然失踪了。两个公差正发愁,猛然间发现自己又回到了思茅城。你们看,从这里走出去,就是后来的人来回于思茅昆明之间的路了。它不是送贡品去的那条路,比那条老路近了好多好多。我们的老人时常说,思茅的这条路,是大象走出来的,所以它是一条吉祥的路"。传说未必是历史,但它反映了人们对道路发展,道路兴邦的一种朴素的思考。也或许这又是人们对早先茶路给边疆人民带来吉祥、兴盛的一种诠释。习惯上人们都把通往思茅的路分为"前路"和"后路"。"前路"由昆明或玉溪、通海、蒙自、建水、石屏、新平、元江、墨江、普洱,进出思茅。"后路"则由滇西起程,自祥云或弥渡、巍山、景东进出思茅。"前路马帮"、"后路马帮"指的就是由这两个方位进出思茅的马帮商队。在这条路上还有自我省德钦、中甸、维西或丽江、大理而南下思茅,又溯回原籍,有的则再伸延进西藏的马帮。如果以思茅为核心或据点,朝它的四围扩张、又有若干条通道:西路,出回子寨,到关房,细腰子,糯扎,渡过澜沧江到火烧寨、雅口、油榨房、犁头寨、至勐朗坝(澜沧),再前进到达孟连、西盟或经勐朗坝到上允、下允,进入佤山。
南路,出大开河,塌土坎、土锅寨、小勐养、景洪、勐海。再由勐海分四路进入邻国缅甸、老挝、越南等地,转口东南亚各国。东北路,由那科里、普洱、孔雀屏、漫沙河、清龙场、峨山、玉溪上昆明。西北路,由那科里、普洱、镇沅、景谷、景东、小寨子、弥渡、祥云、宾川、鹤庆到丽江。这一条再北上,也是进西藏的路。
他的马帮进佤山,总是遵循着"进寨不入户"的原则,马帮在露天下,用自己的马驮围成圈,就地宿营、埋锅做饭。马帮过往佤山在人际关系上没遇上问题,但在途中与豺狼猛兽打交道的事则在所难免。有时夜间老虎光临,按习惯还不能打,只能吓,就是来到火塘边也如此。一次,无奈毙了一虎,子弹从老虎的心脏通过,封老说,老虎虽死,仍有"虎死不倒威"之势。
这位老人又说他还记得,有一年他与思茅海关的大批人马,沿"前路"走,行至元江的"相见沟"时,曾遭到上百土匪的袭击,他们被五挺机枪围着打,牲口打死,马驮被割走,人员伤亡惨重。他躲在沟里,幸亏被打断的树枝遮住身子,幸免于死。
土匪撤走后他才爬出来,只见一位同伴,被打得肚破肠流,正在呼救。活着的几个人急忙把他抬出"抢救",可惜没熬到天亮人就死了。还有一个伙伴,虽然没死,也吓成了神经病,每天只会叫"枪响了!枪响了!"。当年茶路上付出艰辛、洒满汗水的故事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封老先生如此有经验,且财力十足,人力强壮,马帮行路都有这样的遭遇,由此可以想见一般马帮途中命运了。
二、促进边地发展的商旅马帮
道路的拓展带来茶业的昌盛,商旅马帮的流动,在促进多种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多种文化在这里的互递与重合。作为经济发展的桥梁和文化传递使者的马帮,在祖国西南边陲的历史发展中抹下了重重的一笔。这一历史的事实而今仍存留在一些老人的心底,他们说那时思茅经济和文化市场的起伏,都和每年马帮到来的多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带季节性的,阵阵作响的驮铃声,总是紧紧牵动着人们的心扉。
茶山盼马帮
采茶时节一到,六大茶山的哈尼、布朗、傣、拉枯、彝、汉等各族人民就忙碌起来。进山摘采茶叶运回家中后,一般当天就得进行韧制(原茶),接着就需要远近的马帮来收购运走。
据不完全统计,运到思茅茶庄的原茶每年约在300万市斤(3万担)以上。这样的运输任务非单一的哪一路马帮可以完全承受。据思茅刘瑞斋先生文章介绍,后路马帮商队,年约有马帮3000多匹。这些马帮进思茅时驮来当地土特产,在思茅市场销售一空以后,又就地购买盐巴等物品运往茶山换取原茶,再运销至茶庄。一年里将近半年的时间往返于思茅和西双版纳之间,专门做运输行当,直到清明节前后才去采购春茶和棉花运回老家。采茶时节在这条繁忙的运输线上,其他当地短途运输的马帮有多少,就不可计数了。
茶庄需要马帮
茶叶开制前茶庄门庭若市,牛帮不断拉来揉茶需用的柴火,马帮来来回回运输茶叶。等到开工制作,成品茶上市,各路商家洽谈结束,茶庄又是一个马帮汇聚运货的高潮。仅只沱茶一样,藏族马帮一年两季就要驮走约30万市斤(3干担),其马队浩浩荡荡,多时一季就3000匹。再就是销往外地的散茶、七子圆茶也在20万市斤(两千担)以上。
市场离不开马帮
每年拉茶的马帮象候鸟一样适时而来,应时而去。马帮来了,外地的名特产品,边远山区的土货,边境上的洋货都回流向思茅市场。与市场和茶业相伴而起的同乡会馆、土杂百货、饮食、旅社、手工作坊、娱乐、礼俗等等事象如雨后春笋形成态势。省外的四川、两广、湖南、江西、贵州和省内的石屏、玉溪、通海、建水等地都在思茅建立了自己的同乡会馆;东门外沿城埂至顺城街的马店;新兴街上的马鞍皮件摊店;西门外专卖"过山铃"的铁匠铺;朱市街的剪刀铺;城内的金银首饰店。还有一年四季的各种庙会活动,朝山活动,以及"滇戏"、"皮影戏"、幻灯、洞经音乐等都不同程度地占领着思茅的经济市场和文化市场,它们既解决了每年来回近万乘马帮的吃、住、娱乐、购买需求,也增添了"普洱茶"的丰厚文化内涵。
思茅人忘不了马帮
思茅老百姓那时的生活几乎都与马帮的到来息息相连:"老宣威来了!",小孩子最高兴。他们可以从一背一背的货物中买到喜爱的"土枪"、"土吹机"(陶制品)。勤于持家的妇女,听见宣威人来了便知道是该做咸菜的时候了,赶快去买回最理想的箩卜丝。听得"大理人来了!"备办席宴的当家人,少不了要去买回些乳扇、核桃之类的名特产。"景东人来了!"有经验的人就知道他们已带来有名的盐水挂面,……马帮一来,思茅就"火"起来了,无论是远道还是近处的各路山货、土货、洋货大云聚:"松子"、"板栗"、"火腿"、"樱桃"、"杨奶菜"、"韭菜花"、"豆腐千"、"鸡素呆"、"羊屎果"、"丽江锁"、"藏氆氇"……应有尽有,买主、卖主各得其所。
马帮中最具特色的是藏族的马帮队,每年春初秋末两季他们结队上千匹马,越重山,过万水,历数月至思茅。马背上运载着藏区的药材:"麝香"、"藏红花"、"菖蒲",还有各种沿途捎来的什么松子、瓜子、核桃、板栗、草果、八角、白糖以及灯心绒等等应有尽有。他们的到来还平添了边城的不少异乡情调和信息。远闻驮铃声,即有报讯人。天真的孩子们总要好奇地尾随在后面,分享一下头戴毛毛帽,身着长短袍,脚著长统鞋,佩腰刀、带藏狗、马帮的藏胞那威风神气的滋味。然后再壮着胆子嚷几声:"老友,老友,木碗多多有!""老友,老友,银子多多有"。和藏胞亲热一番,于是"老友",也就成为思茅人对藏胞的一个亲切称呼。
提起"老友"来,当年的"娃娃"们还会如数家珍般的讲述记忆中的那些趣事:什么老友谈生意不用嘴,只用手拉着对方的手,在手袖里比画啦,什么老友卖马常把马带到老街的石板路上,让马骝一骝给买主看啦,还有骝马时骏马铿锵的蹄声,和它在石板上溅起的火花是如何如何的壮美啦……天长日久不吃青稞酒,不喝酥油茶的思茅人,对藏胞的生活习惯有充分的了解和认同。首先是藏胞的起居,他们到达思茅后从不住拥挤又显得安宁的马店,更不住茶庄的茶楼,他们就落脚在思茅老城东北郊洗马河附近的草坪上,以马驮围场下帐,在其中点燃火塘,就地食宿。高大精灵而又显得凶恶的藏狗会忠实的守护着主人。火塘中那不灭的火焰伴随着吃苦耐劳,适应性极强的个性,加上就地可得的,他们一日不可离开的酥油茶的最好佐料"紧茶",藏胞们就象在家里那样自在。那些放牧于洗马河畔或附近山坡草皮地上的高头大马,生活一段时间以后,或满载而归家园,或继续前往西藏,或就地被拍卖,它们一个个都会膘气十足长期生活在小镇上,过惯安稳日子的思茅人,对于藏胞的这种生存能力无不折服。高杰夫先生还记得,小时候读书,白天去上公学,晚上去私学,在藏胞来的这个季节,老师们总不放弃带他们到"火塘"去观览的机会,学生们从小就知道藏胞是一个怎样有本事和能力的民族。爽朗,言之有信的个性,也是人们记忆中藏胞的另一美德。
"老友"向茶庄购买沱茶,是每年南来的最终目的。每次只要成交,他们便恪守诺言,大包小袋的银元就会如数扛进茶庄,其货币从不会掺假。茶庄遗老曾记得小时候他们最爱的就是"回株钱",一有机会就喜欢把它挑出来,然后再去换取更多的普通银元。藏胞重情义,只要你对他真诚,每年他都要登门拜望或洽谈生意。达成共识,马一到就勒茶,100多斤的茶驮,一次就是几千斤。三下五除二,很快就勒好。春去冬来,一年两趟,把普洱茶一站一站地,送到更远更远的众山之颠,众水之源,乃至转销缅甸、尼泊尔、不丹、印度等异国他乡,把茶乡之情扬播开来,也把流动在川滇古道上的各种文化串成了锁链。思茅人忘不了"老友",也忘不了藏胞每年在思茅点燃的火塘,以及藏胞与各民族各界人士共同创造的"普洱茶"文化的辉煌。
三、两代知名的茶庄及其特色
思茅自清雍正十三年设厅后,到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可算经济繁荣时期,闻名遐迩的普洱茶,这时就在思茅进行加工制作。清末民国初年,思茅的茶业又进入了另一次兴旺发展的时期。仅手工揉制并经销茶叶的茶号在思茅就有二十来家。其中公认的首户即是"雷永丰"茶庄,"大有庆"则为与之有亲缘关系的第二代茶庄。亦可谓"后起之秀"。"雷永丰"茶庄的第二代茶人都已过世,他的第三代子孙已不从事茶业。由于种种缘故,有关茶庄情况的许多一手资料,已不可复得了。好在近年来,多方搜集走访也获得了不少鲜为人晓的资料。笔者仅从已有资料人手,试图客观描述茶庄轮廓、特点和几位茶庄人的面貌,从而为有兴趣研究者提供普洱茶文化的一个侧面的信息。
1、"雷永丰"茶庄
庄主雷朗然(逢春),石屏人氏,大约出生在咸丰年间(1856年),故于1926年。有三子、二女。雷朗然大致是在思茅开为通商口岸前后,由石屏迁到思茅这块宝地上来的。至于民间流传的许多关于雷氏起家的传说,诸如说,雷氏肩扛一根扁担到思茅,打工放牛样样搞,勤劳度日,一天里就是省得一口锅巴饭,也要留给家人尝。说他发迹之后,仍不忘起家之艰。一说他死后,后人曾把那根扁担放在他的棺木上,吊上白花,送葬随葬。如此等等的传说,大概反映了人们对民族工商业者,往往看中奋搏崛起这一特点的缘故。也或许是后人送他的一束理想的花环。真实情况现已无人完全道得清楚了。据说当年住在原籍石屏火烧铺的雷氏门中,已形成了一个大家族。雷朗然的长子雷恩溥(沛周)考中清朝进士后,石屏老家升斗挂匾朝贺。儿子出任四川丰都县令,父亲荣称"雷老太爷",母李氏荣封"恭人"。据此推断雷朗然携家小来到思茅,当属看中了思茅这块宝地,立志在此拓展宏图之为。他初营小百货,后发展为数一数二的茶庄。庄址就在当时思茅海关隔壁,而今红场一带。自制沱茶和七子圆茶,还有少许"葫芦茶"(贡品用)。其次子雷思熙曾是他的得力助手,1921年,思熙去世,老太爷即一人操持茶庄。1926年,雷老太爷也故逝,茶庄便分成了两家,二儿子思熙家由妻子富氏主持做茶,得力于姐夫高峻的辅佐:三子雷恩伦家也做茶。茶庄至1936年前后逐渐消落下去。在其后人的回忆中,至建国初期,他家楼上仍堆放着许多过去在昆明印制的"茶票",还有与揉茶相关的器皿、陈茶、以及许多古董、古字画。由此而知茶庄当时的规模是可观的。如果以当年思茅茶庄年销量5000担左右为参数,那么可能雷氏茶庄的年销量会在千担左右。
2、"大有庆"茶庄
庄主高峻(岳生),也是石屏人氏,大约在1904年前后只身前往思茅雷逢春家门下,与其三女雷思宽完婚。高峻在世的子女们如今都记得过去常听老人讲的那段关于父亲起家立业的故事:离开石屏时,他身上只带有两件家宝。一是宋代著名画家赵子昂所绘的一幅牧马图,一是家传下的八个薄如鸡蛋壳的酒杯。到雷家之初,就在茶号里做小伙计,照应茶庄琐事。婚后他不愿寄人篱下,也不愿看到其他同辈比自己高人一等,有心自立门户。他对妻子诉说,便得到贤妻的理解和支持,妻子愿用自己的首饰等物件相助,并操作女红(绣花),做针线活来添补家用。高峻对妻子说:"你等着看,眼前的困难一定要熬过,铁钉咬不断,木钉我也一定要咬断"。就是凭着这一"咬断铁钉"精神,年轻的高峻脱离了岳丈的羽翼。或许岳父自己也有过起足、迈步的艰辛历史,对姑爷此举反到认为是在理之举,不阻止,也不帮助,让他自己去磨炼本事。最初高峻与人合伙,经销小百货和土杂货,后来主营"大吉祥"商号,再到兴办"大有庆"茶庄。发展到1930年前后,正是资金丰足,生意兴隆之时。购买下了思茅城里最好的一幢房子,占地面积约有1000平米,其间,制茶作坊、庭院、卧室、客厅、院落,结构完整,使用方便。原房主姓易,该房屋买下后,人们干脆把这桩交易称作,"易(遇)老高"。从茶业本身的经营情况看,此时高峻的经营方式和门路均已远远超过了"雷永丰"茶庄。
30年代后期。种种缘故茶业下滑,每年揉茶量递减,茶庄只有老茶而无新茶了。旧政府的腐败,恶性疟疾的侵袭,天灾人祸等等的影响,建国前思茅城内已"荆棘丛生,虎狼出没,"经过时世的沧桑,一代茶人高峻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南下部队37师的一位副师长,39师教导大队队长等人都曾住在他的寓所。普光部队、南下部队均先后关顾过这个茶庄。作为开明绅士,1950年他当选为思茅县临时政权协会会主席。1960年随着时代变迁,这位勤奋一生的老茶人,长眠于"老友火塘"方向的山上。家人告知,而今,这里已是满目碧透的茶园。兴于茶业,终于茶山,总算圆了老茶人的那份毕生的茶缘。
3、两大茶庄的特点
(1)勤劳奋起
世人传说或是家人记忆中的故事,都提示了两大茶庄的主人均起于勤奋,尤其是高峻。他勤奋敬业的精神对后代影响至深。高氏子女如今虽说都已80以上高岭,但毅力、能力,时光观念,办事效率,都比同龄人强。并且具有刻苦好学,善解人意,做事认真的本能,有的至今仍能坚持写日记,坚持自己管自己的生活,不愿随意麻烦别人等优良素养。高峻的三子高杰夫回忆说:茶庄里平时人手很少,仅有一个管账先生和兄嫂长期参与管理。主事的父亲工作十分尽心尽力,个人习惯极为良好,生活简朴,不抽鸦片,不睹博。到了晚年喜欢看看《三国演义》、《说岳传》之类小说。每天他都坚持闻鸡鸣而起身,着一件白绫罗布大褂和一条短裤,就去料理家中的商务琐事,有时去"过称"或看帐,忙过一阵子才回来洗漱早餐,然后换上便装去铺子里招呼销售或者洽谈棉花、茶叶等货物的收购之类的事宜。一天到晚他的时间总是安排得紧紧凑凑的,只有到了晚饭后,方才得宽余,独自蹲在天井台阶上抽一阵水烟筒。对于子女他很少有亲近的机会。一生中记忆最深的,是7岁那年,"二月八"到了,思茅城早巳热闹起来,自己很想去看热闹,正在大门口打主意,父亲走了过来问道:"咯是你想去大佛寺?"高杰夫喜出望外,连忙回答:"我要去!我要去。"于是向来寡语的父亲,竟把他这个大孩子背在背上,一直走到大佛寺。此事让他终生难忘,而今回忆起来,还显得是那样动情。
(2)茶庄有形象
雷氏、高氏茶庄主都靠自己的"生意经"发财,但都非常注意商业形象的塑造。作为个人,他们精明能干,善于策划和指挥,办事讲求实效和信誉,待人和善,与商界各家有竞争也有合作,在当地都很有声望,受人尊重。他们都出任过商会会长,茶叶上市时节,每每要出面邀请各商家开会定价,把握市场价格命运,使茶叶进入较合理的市场营销。他们热心公益事宜,不论是做"茶祖会",还是其他民间会的主持,都乐于解囊相助,不欺压弱者,以自己的实力去竞争。有了财源,善于开支。有一年,石屏会馆的财神庙失火全毁,高峻主持重建,很多当地石屏人都捐资,不足的大缺口全由高峻承担,其公德曾铭刻于财神庙前的石碑上。
(3)产品上档次
两大茶庄,特别是雷氏,由于资金足实力强,从原料、配方、制作、到包装在当时都异常讲究。开茶制作季节,茶庄已按指定茶区收足了原茶(勐悔蛮索茶和依邦的金飞茶是主要原料),备好柴火后,拣茶,配茶、蒸茶、揉茶、晾茶……等一系列工序就会顺利展开。在这些工序中最重要的是配茶。七子圆茶以春尖茶、谷花茶为茶面,加上少量的依邦茶揉成。沱茶以粗茶为面茶,细黄茶为中茶,老黄叶为底茶制成。七子圆茶得由名师主持制作。他要用皮撮箕撮茶过秤按量搭配,搭好后倒入铜制蒸笼,上蒸。另一人待茶蒸好,及时把茶倒进布袋,再交给第三人,由他在袋中抖匀,后放到一条木板上,用一个约20公斤重的园柱形压茶石墩压上,由揉茶人站在石墩上,拉住一根悬挂的绳索摇晃压制。压好即放人袋架,退出布袋,让茶凉干,凉干后的成品得用浸泡过的竹笋叶包裹,用蔑条箍扎,再在笋叶上盖上朱砂红大印,七个一捆,放入"茶票",即算完工。待马帮来捆货上驮。整个程序有条不紊。料真、货足、名不虚,传,生意十分红火。
(4) 经营有门道
在经营方面雷氏茶庄比高氏茶庄经营门道多,销路广。他们两家在昆明均有茶业经营的代销点。正义路的"杨复济"是雷家的;高家的在东大门,叫"陈永兴"。除了主营茶业,他们也都经营百货。雷氏更具实力,雷逢春兼任着驻昆明的"英美烟公司"在思茅的代理商业务,烟由昆明直发,马帮驮运至思茅,由他转批各商家。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画报,也是通过荚美烟草公司发来思茅流传于社会。同时雷氏茶庄还专制"龟鹿胶"。龟板来自缅甸、泰国,鹿茸产于当地。该产品制作精细,包装美观,享誉全国。总之两家的商贸以制茶为大宗,带动多种经营,在边陲一度成为极富影响的实业。
(5)茶庄人对学识的追求及文化的"讲究"
茶庄主人家教严厉,都指望后生成材。雷氏茶庄清末出了个举人雷思溥,出任过四川丰都县令。其酷爱书画,古董,造型艺术,喜交文化名流,给茶庄带来了与其他商号迥异的特色:在"雷永丰"茶庄主的内屋里,供奉着一件用玻璃罩珍藏着的雕像,它是用老茶树根精雕而成的八仙之一的"铁拐李"。高1.2尺,呈古铜色。铁拐李起左足,拄拐仗,身披草席,腰挂葫芦,脚着草鞋,头巾打成蝴蝶结。面部容颜可鞠,皱纹清晰,形象栩栩如生。过年节或遇贵客至,方可观赏。一些慕名而来的社会名流,艺术家,文化人,到思茅后,均以能观赏到此宝为快。有的富翁曾以高价相讨,均未得手。不知是出于茶庄与茶根的情缘,还是由于此物为一艺术珍品,又来自京都"国宝"之列,雷氏茶庄把他视为镇家之宝。此物正是古玩物的酷好者雷恩溥从马背上经千里路送回茶庄的。据说,八国联军侵入北平那年,国宝遭劫难,京城一片混乱,时逢雷恩溥到京,巧遇一卖主而购得。本来究其源头,特别是何省之茶根,何人之作品,是否真为国中之宝等问题都是十分有意思的事,只可惜这样一件凝结着文化光泽之物,早巳流失。没能回到大众观赏的位置上来。20年代末,30年代初,雷氏茶庄老人先后过世,雷恩溥籍此在香港等地做了二老的两尊青铜、黄铜塑像,还有若干尊"二十四孝"的蜡塑,驮运回思茅奔丧。其气派虽系大户人家的阔气,但论其工艺价值本身乃致当地当时造型文化之最:他第一次把扈港雕铸工艺品从马背上驮人小镇,也算是一种文化上的"讲究"。雷恩溥在昆明、上海、北平、香港等地走动期间,曾利用自己财力的优势和知识的渊博,收购了若干的文物古迹。1932年前后,已深感仕途险恶的他,便打道还乡,实现了自己"处世宜知退"的夙愿。据后人回忆所运回的字画、古董有数十驮之多,可算得上一次历代名画、古董进思茅的大搬运。这些中国文化含金量不轻的物件堆满了茶楼,价值连城,收藏者均以"旷园"署名。有说40年代他的家侄曾随便出售一张即达千元以上。昆明留下的少许珍品,曾是其妻后半生聊以为生的财富。另外雷恩溥在昆与当年的名流、墨客,袁嘉谷、陈荣昌、由云龙等人过往密切。当年家中的"大有庆"、"大吉祥"的招牌就是出自书法名流陈荣昌之手。当然雷恩溥本人也是一位书法家。
在"大有庆"茶庄家族里的第一代人中出了四个留学生。庄主高峻自己未读过几年书,但对于儿辈、侄辈进取求学,有求必应。在"为官"和"求学"两者间,首先支持后辈选择"求学"。他的长子高仁夫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三子高杰夫官费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都帝大工学部机械科;四女高瑾辉虽说得三哥的偏爱,主张外出见世面,也在日本进了明治大学。她与当时留学日本的现代诗人,其表兄雷溅波结为伉俪。这些后代,对于茶庄复兴有的也试图努力,比如大儿子就曾通过他的同学张天放,将茶庄的茶品寄往香港,想打通一条销路,但终因不是商贸之才,而未能为茶庄发挥直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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