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很多人认为茶马古道的名字古已有之,而实际上是你们在20年前第一次徒步考察古道后,才将之命名为“茶马古道”的。能否介绍一下茶马古道命名的过程,并简单讲述一下茶马古道是你们第一次命名的证据。

陈保亚:1990年春,木霁弘结束中甸县志汇编调查工作,风尘仆仆赶回昆明,约我和中甸县志办的徐涌涛等朋友一起考察马帮古道,那时候我和木霁弘都是云南大学中文系的老师。我们多次长谈,阅读了大量关于马帮和茶马互市的文献,制定了详细的考察计划,1990年7至9月,我和木霁弘、徐涌涛、李旭、王晓松、李林六人,带着马帮和行李干粮,从云南中甸(香格里拉)北上到西藏昌都,再向东横穿横断山到四川康定,在横断山的崇山峻岭中历尽艰险,最后回到中甸, 徒步三个月,首次考察了滇藏川深山峡谷中的马帮古道。

回到昆明后,我们根据马帮和古道的性质,将其命名为“茶马古道”,并于1992年发表了《论茶马古道的历史地位》一文,这是我们第一次公开使用茶马古道这个概念。同年,我们出版了研究和考察茶马古道的第一本专著《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我们对茶马古道的认识是随着考察活动和研究的深入逐渐清晰起来的。比如在1990年8月初《云南日报》采访我们时,还没有将它称为茶马古道,而是称之为“茶马之道”,认为它是古代内地与藏区茶马互市贸易与汉藏文化交流的一条重要通道,也还没有将其视为一个交通网络。

至于说如何证明是我们第一次使用“茶马古道”的概念,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检索手段来求证——在我们之前,是没有人使用过“茶马古道”这个概念的。

《21世纪》:,你们当年根据古道的性质,提出了“茶马古道”这个概念,那么古道的性质是什么？

陈保亚:茶马古道是以滇藏川三角地带为中心,跨越世界屋脊带的远征古道,也是沟通欧亚大陆的重要古道网络。茶马古道是一个文化传播纽带,它以马驮、人背为主要运输方式(当然也包括牛、骡、驴、骆驼等驮运),以运茶为主要目的,并伴随着马、骡、盐、酒、糖、皮毛、药材等商品交换和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科学观念等精神交换。

茶马古道的形成是唐代以前的世界屋脊带上一系列重要的古道相互连接并发生大转型的结果,转型的根本原因是恃茶行为在世界屋脊带上的形成,转型的标志就是茶成为古道网络上的第一商品。对于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茶是一种奢侈品,但藏族全民喝茶,形成对茶的全民依赖,对他们来说,“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茶是生活必需品,这就是恃茶行为。中央王朝因此利用茶来掌控和协调与藏族的关系,于是出现了著名的茶马互市。

《21世纪》:“茶马古道”这个概念提出以后,是如何被接受和传播的？

陈保亚:茶马古道刚提出来时,是一个学术概念,但没有马上被学术界注意,反而是旅游界和商界敏锐地意识到了它的价值。

这些年,经过媒体的宣传,“茶马古道”逐渐变成西南地区,尤其是云南的一个文化符号,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举例来说,1980年代的云南旅游还以西双版纳为主,到了1990年代中期,滇西北大理、丽江等地的游客人数迅速增加,尤其是丽江,随着茶马古道、香格里拉和三江并流等观念和事实深入人心,它的旅游业增长速度令人吃惊。现在西南地区的很多古镇在宣传和推动当地旅游业时,都纷纷将自己说成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

相比之下,学术界接受茶马古道的概念就慢一些,2000年左右还有很多争论,讨论中国西南尤其是云南的对外通道应该称为茶马古道还是西南丝绸之路。这种状况在近几年基本改变了,表现之一是研究西南丝绸之路的论著相对要少得多,四川考古学者刘弘先生作过这方面的统计。更本质的原因是,实际上唐以后西南交通网络的必要商品是茶而不是丝绸。

《21世纪》:2010年7月,为了纪念茶马古道命名20周年,你们又作了一次茶马古道考察,这次考察和20年前那次相比,有什么不同？

陈保亚:1990年秋夏的大考察,从云南迪庆的中甸(香格里拉)出发,途经西藏昌都、四川康定,最后回到云南中甸,在横断山高山峡谷中画出了一个连接中甸、昌都、康定的大三角。这是茶马古道网络的核心区域。

2010年7月,为纪念茶马古道大三角徒步考察和命名20周年,并进一步弄清大三角和整个世界屋脊带上古道的关系,北京大学茶马古道语言文化研究课题组和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组织了茶马古道20周年纪念考察。在1990年考察的基础上扩展了考察半径,从昆明出发,经过大理、昌都、拉萨、格尔木、西宁、兰州、临夏、若尔盖、松潘、都江堰、西昌、渡口、大姚回到昆明。考察队员包括北大的我和孔江平、汪锋,北京语言大学的张猛,云大的杨海潮,还有两位驾驶员刘斌和拉茸定珠。

20年后的这次茶马古道大环绕考察囊括了茶马古道网络的主干区域。世界屋脊带上跟茶马古道有关的重大事件,几乎都发生在这个主干区域。

《21世纪》:学术界对茶马古道的研究现状如何？目前你们的团队正在从事哪些相关研究？

陈保亚:从茶马古道的第一次徒步考察和命名到现在,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游客纷纷踏上茶马古道,茶马古道网络及其来龙去脉逐渐显露出来,茶马古道在欧亚大陆上的重要性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但是各类茶马古道调查活动一直是单线路展开,茶马古道研究还没有发展出自己的方法和理论,目前还是一种专题研究和区域研究的性质。

我们这个团队的成员以语言学家为主,所以我们主要是从语言切入,结合大量的文献检索,开展关于茶马古道的本体的史地研究和民族文化研究,另外进行了很多田野考察,通过实地的考察来解读历史记录和验证我们的研究。王士元教授说语言学、考古学和分子遗传学是了解历史的三个窗口,考古学和分子遗传学并非我们的专长,但是大家很关注这些学科的研究,我们的茶马古道研究就利用了一些考古报告,例如我们参考了金正耀、李晓岑等学者的铅同位素考古成果讨论过西南民族和中原文化之间可能具有的关系。

我们对语言的研究持续了几十年,对茶文化、宗教文化的关注也有二三十年了,近期关注较多的是茶马古道上的语言和物质文化,包括茶、盐、酒、铜等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人群和他们的文化关系,或者说是民族文化。历史上的物质传播很重要,因为商品承载着文化、技术,承载着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

前一段时间,我们结合语言研究和民族研究来尝试分析三星堆的主人,由于资源限制等原因,这项研究短期内可能还不会有确定的结论。目前我们正在开展的一项研究是酒和酒文化在茶马古道上的传播。孔江平教授计划结合藏语研究和藏文献中的茶马古道资料,在明年组织一次对西藏阿里地区的考察,推进对藏区西部茶马古道的研究。受内蒙古有关方面的邀请,我们准备研究清代以来江南一带的茶叶运往蒙古族地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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