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茶馆进行的“讲茶”中，并非单纯的争执和辩论，从内容来说，“讲茶”的当事者为原告和被告，茶客为傍听者，具有法律审判的性质。在中国，本来就有盗窃事件等无须经过官宪之手，而由村庄、街道的有权势者为中心的“民众审判”的“法庭”进行处理的强烈倾向（注：今崛诚二：《中国的社会构造》，有斐阁1953年版，第115页。）。在茶馆普及的清末江浙地区，茶馆作为这种审判的“法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注：天野元之助前揭书，第206页，介绍了无锡荣巷镇的事例。）。例如光绪八年（1882年）的上海，船篙被盗的渡船船夫，以自己的力量捕捉住犯人，并未将之诉于官宪，而是在求得同业支持之后，将犯人带到茶馆，经过“讲茶”了结此事。在这种时候，茶馆显然成了“民众审判”的“法庭”。这种“讲茶”，被害者为原告，犯人被置于被告席，傍听的茶客，则以“公众调解”的形式进行促使原告与被告之间和解的调停工作。其内容简单说来包括：(1)被告将盗窃的竹篙返还给原告；(2)被告负担全部参加这一“讲茶”者的茶水钱。由此，茶馆也就可以确保得到许多茶水费，从而实现营业上的目的（注：《申报》光绪八年四月廿九日，《窃篙送还》。）。

这样，在清末江浙地区，每一家茶馆，出于招徕茶客的目的，都欢迎作为调解争执和辩论的场所，从而被利用为“民众审判”的“法庭”。其结果，众多的茶馆就成为无需麻烦的手续、而能期待比较公平处理纷争的场所为民众所利用（尽管这是在有权有势者、或曰乡绅阶层所容许的范围之内的事情），从而也就聚集了越来越多的茶客，越发变得热闹起来。“讲茶”之风，据说“原为苏杭之陋习”（注：《申报》光绪八年四月廿五日，《讲茶滋事》。），由此想来，当初不过只是在苏州、杭州一带流行，到清末，上海、常州、南通、温州等处也都变得盛行起来。凡有茶馆之所，就有“讲茶”之事。官宪尽管经常加以禁止，但民间无视禁令，呈现出“随禁随犯，肆无忌惮”（注：《申报》光绪八年四月廿五日，《讲茶滋事》。）的状况。“讲茶”作为简单的仲裁、裁判的好处受到民众的喜爱，官宪屡次三番的禁令也就落得个无人闻问的结果。

四为了确保收入，茶馆会时时卷入种种非法的营利活动之中。比如暗中推销“淫书”、“淫画”（注：《民立报》庚戌十一月廿一日，《茶馆里面之春宫》；《民立报》辛亥一月三日，《茶馆内漏泄春光》。），附设烟窟吸食鸦片（注：中村作治郎前揭书。），并且连官宪所严厉禁止的妇女入馆之事也加以默认（注：严禁妇女出入茶馆的布告，在苏州由巡抚裕谦于道光十九年十二月提出（《勉益斋续存稿》卷十六，《江苏禁陋习各条示》）。其后，同治七年五月，巡抚丁日昌（《抚吴公牍》卷六八，《禁妇女上茶馆》），光绪三年布政使谭钧培（《申报》光绪三年五月廿三日，《苏垣近事》），光绪十七年布政使登华熙（《江苏省例四编》，藩例《示禁妇女入馆吃茶》）等等，都揭出了相同趣旨的布告。至于茶馆默认妇女入馆之事，参见《申报》光绪五年二月廿五日《茶坊违禁》。）。

也有些茶馆在馆内开设赌场，引诱茶客入内赌博，从中抽取“头钱”。

茶馆提供赌博用具，将之贷与茶客，抽取“头钱”的情况，在江苏省苏州府属下各县最为盛行。苏州府下的元和、吴、长洲三县，如同道光十五年（1835年）巡抚的布告所说：“有茶馆酒肆，设置台桌，无论掷骰、抹牌，诱人入局，藉以抽头图利”（注：裕谦：《勉益斋续存稿》卷七，江苏《禁开场聚赌示》。）。鸦片战争以前，在“城厢市镇”中，已经是“茶馆抽头”普遍盛行了，其后，从事赌博的茶馆，在苏州府下各县与鸦片窟一起不断增多，到同治末年，更发展到由“市镇沿及各乡村”（注：《申报》同治十二年九月廿八日，《记乡村茶馆聚赌烟灯小押事》。），“每逢一村，必有烟灯、茶馆聚赌”（注：《申报》同治十二年九日廿八日，《记乡村茶馆聚赌烟灯小押事》。）。

茶馆兼设赌场的情况，浙江省也很多见。在宁波，“近来，不特仅在郡庙内逐日摆摊，即各茶馆亦无不如是”（注：《申报》光绪七年七月廿一日，《认真拿贴》。）。在湖丝的主产地南浔镇，“茶坊彻夜局人丛聚，争赌竞博”（注：《同治南浔镇志》卷二三，《风俗》。），可见清末茶馆内赌博之盛。

茶馆为确保收入而展开的赌博等业务，几乎都是为清朝官宪所禁止的。因此，茶馆的经营，自然带有与非法社会相结合的倾向。茶馆购入鸦片、赌博用具、淫书、淫画、招徕演唱“淫戏”的剧团等等，这些都必须秘密地借助于“无赖”、“流氓”、“游民”之手。此外，由于茶馆所兼营的种种不合法业务时常遭受官宪的弹压，为在事前察知而加以逃避，与“无赖”、“流氓”的结合也就成为必然。其结果，造成了清末“无赖”、“流氓”、“游民”、“游棍”、“游闲无业之人”频繁出入茶馆，“流氓、游手好闲之徒，多以茶馆为藏身之地”（注：《江苏省例四编》臬例，光绪三十年，《严禁坐吃讲茶吓诈良懦》。）的状况。

茶馆之中，为确保至关重要的茶水费收入，也不得不依靠“无赖”、“流氓”。光绪三十年（1904年）发布的江苏署按察使司朱之榛的告示，这样说道：

又，有一等茶馆专藉流氓为生财之计。凡欲敲诈，必将其人圈至茶馆，名为“吃讲茶”，实则勾串吓逼，恣意勒索，必致满其欲壑而后己。开茶馆者，又故昂其值，浮其数，甚有吃一讲茶，至数十余金者。盖揣其人之肥瘠为增减。然后，各流氓按成瓜分。虽曰茶馆，实为陷阱，败坏风俗，莫此为甚。此风不独常郡一处为然。……查此等棍徒，横行乡里，见人懦弱可欺，即遇事作风，圈入茶馆，以“吃讲茶”为名，鱼肉乡愚，勾串折捎吓诈。甚有一等无赖生监，日坐茶肆，朋比为奸，随声附和，最为扰累良民之举。至到处皆有，而常郡通海一带尤甚。……（注：《江苏省例四编》臬例，光绪三十年，《严禁坐吃讲茶吓吓良懦》。）这一告示，揭示了茶馆经营中与“流氓”、“棍徒”完全结托，此辈故意寻找借口，以“到某茶馆去有话说”为由，强迫性地把良民拉入茶馆，以“讲茶”的形式恶意恐吓，进行敲诈的情况。在这样的场合，对于“流氓”、“棍徒”、“游手好闲”者来说，在茶馆内实行的“讲茶”习惯，只不过是借助威势恐吓良民的手段；而对于结托“流氓”、“棍徒”等的茶馆老板来说，“讲茶”则只不过是招徕茶客，特意获取非法茶水费的机会罢了。

同时，值得注意的还有，这一告示还指出了“无赖生监”每日聚于茶馆，“朋比为奸，随声附和”的情况。可以说，出入茶馆的生员、监生、本来是被期待作为“讲茶”之际的“公平仲裁者”而行事的地方上有权势者和领导阶层，但这一告示表现了他们当中亦有与“流氓”、“棍徒”交相结托，把不利的仲裁强加于“良民”头上的情况。尽管尚未象“流氓”、“棍徒”、“游手好闲”、“无赖生监”等那样以直接的暴力或凭藉威势来维持经营，但以官宪再三再四发布禁令的赌博、“淫戏”、“讲茶”等手法来作为诱引茶客的有力措施的茶馆是极多的，因此，茶馆的经营，也就不可避免地与“无赖”、“流氓”、“棍徒”、“游手好闲”、“无赖生监”等以某种形式结合在一起，这样，由于清末茶馆的经营，具有某种显而易见的无赖性与投机性，由于茶馆的经营者出身于“无赖”的甚多（注：熊谷康：《支那乡镇杂话》，大连日日新闻社1943年版，第30页。），于是可以说，茶馆的经营，是以“无赖”、“流氓”、“游民”、“棍徒”等的存在为前提，并且是通过这些社会阶层的存在才得以维持的。

结语在民众暴动、革命党人的武装斗争接连不断，世情动荡不安的辛亥革命前夜，茶馆发挥了“如置邮送电”（注：中野孤山：《游蜀杂俎》，1913年版，第171页。）一般迅速传播与革命相关的种种消息的重要作用。这一时期出入茶馆的人们的话题，往往集中在与革命有关的问题上。清朝官宪对比甚为警戒，命令无论哪家茶馆都要在馆内贴出写着“勿谈国事”的招贴，强制茶客保持沉默。但是那些每天聚集在茶馆的人们，有时低声议论，有时则公然大谈“国事”（注：在郁达夫前揭书（304页）中可以看到，每日聚于茶馆之人，“头凑在一起低声议论，热心地谈论国事”的情况。在李劼人《暴风雨前》（《李劼人选集》第1卷，第559页）中可以看到在茶馆内公然谈论革命的情况。老舍创作的戏剧《茶馆》（《老舍剧作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一幕幕启时，有茶馆内张贴“莫谈国事”招贴的场景。）。

茶馆中亦有成为哥老会、青帮、红帮等秘密结社和同盟会的地下指挥部的。在光复上海时甚为活跃的张承槱，在与红帮势力共同组成革命军敢死队的过程中，就曾借法租界内的万安茶楼作为连络集会的场所（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五辑，《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实录》。）。在光复上海中大显身手的陈其美，辛亥革命前加入上海青帮，在上海的茶馆中拥有众多“党羽”（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新、孙思白主编《民国人物传》第一卷，第106页。四川省的情况，可参照西川正夫《辛亥革命与民众运动——四川保路运动与哥老会》，《讲座中国近现代史》卷3，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版。）。哥老会员以“混堂子”的隐语称呼茶馆”（注：平山周：《支那革命及秘密结社》，复刻版1980年版，第63页。），以之与“烟馆”、“赌场”、“小押”（小型当铺）一起作为其重要据点，茶馆老板身为哥老会员的例子随处可见（注：陈锦：《勤余文牍》卷一，《与琴岩论善后余事书》，引自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944页。关于四川的事例，陶奈恰可夫所着《邓惜华》一书（一条重美译，生活社1942年版）实乃有力的证据。）。

秘密会社与茶馆的这种结合，是茶馆经营由“无赖”、“流氓”、“游手好闲”等的存在而得以维持的情况所必然产生的。哥老会、青红帮等，时常“捏造谣言”以攻击地方当局，此时，秘密会社势力藉以散布“谣言”，使之“口耳传播”的场所，就是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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