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这个颇富争议的词是1840年4月25日的《泰晤士报》生造出来的”（卜正民等《鸦片政权》），因此，许多西方学者称之为“贸易战争”（中国学者郑观应《盛世危言》亦然）；还有学者视其为“白银战争”（弗兰克《白银资本》、林满红《中国之逆转：世界银荒与嘉道咸秩序》），等等。周重林和太俊林则称其为“茶叶战争”。

茶叶、鸦片与白银周重林和太俊林所着的《茶叶战争》检讨了我们习焉不察却又至为关键的一些历史细节，重在讨论近代历史中的茶叶和饮茶的文化意味和历史关系，它的旨趣是，“透过一杯茶，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衰败的王朝，收获的也不只是那些廉价的屈辱，而是日常生活中的那杯茶，是怎么样到了手中，又是怎么丢失的。所谓的全球化，在那个时间里，又是如何展开的呢？”

茶叶、鸦片与白银这三种东西之间的关系，是当时的世界贸易的最大主题，由于欧洲（后来还有美国）大量需要中国的茶叶，但他们都没有中国需要的大宗商品，而且中国喜欢用白银交易，白银因此都纷纷流入中国，造成欧洲各国的严重入超。这时候，英国东印度公司发现中国有很多人吸食鸦片，于是从印度购入鸦片走私到中国，这才扭转了由中国说了算的世界贸易格局。

从上述三角贸易关系可见，茶叶在其中的关系至为重要。这一判断的依据，可以从英国对鸦片贸易的态度变化中看出来：雍正七年（1729年），中国首次颁布鸦片禁令，又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禁种鸦片，从嘉庆元年（1796年）起一再禁止鸦片入口，但屡禁不止，中国人吸食鸦片越来越多，中国的白银大量流往英国，造成清朝“银贵钱贱”的局面，中国只好用传统的“以茶制夷”的策略对付英国，道光十九年（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1785-1850）到达广州禁烟，与英国的贸易需求冲突，因为英国东印度公司要用鸦片来换得中国的大把白银才买得起茶叶，所以英国不惜付诸武力，目的就是保证继续通过向中国走私鸦片来向中国购买茶叶，否则它就没有东西可以挣银子来买中国的茶叶了。

“茶叶创造了英国”

咸丰四年（1854年），英国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中英《南京条约》，要求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被中国拒绝，两年后，美国在英、法的支持下提出全面修改中美《望厦条约》，仍被中国拒绝，英国再次以武力开道，法国后来加入，结果是中国再次惨败，鸦片贸易在中国合法了。

此后，中国的国产鸦片逐渐增多，到光绪八年（1882年）已经完全满足国内需要，甚至还有部分出口（到缅甸等地），而英国则在同一时期自己种出了茶叶，到了光绪十四年（1888年），英属印度出口英国的茶叶数量已经超过中国，还开始反过来向西藏倾销茶叶，这时候，英国禁止鸦片贸易的要求也就越来越强烈了。所以，这是一场茶叶战争。讽刺的是，在英国大肆走私、中国屡禁不止的情况下，太常寺少卿许乃济（1777-1839）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奏请弛禁鸦片、种植罂粟，却被皇帝和高官痛批，而在中国被迫鸦片贸易合法化之时，英国却在国内立法禁烟。

茶叶创造了英国，并使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帝国（麦克法兰《绿色黄金(1737.60,32.00,1.88%)》、周宁《鸦片帝国》），英国以“自由贸易”之名行殖民侵略之实，按照他们的逻辑，既然他们可以漂洋过海打过来（西北内陆也有鸦片走私进入中国），中国也可以漂洋过海打过去，要求英国开放市场全面接纳中国国产的鸦片。可是，中国没有这么做，原因很简单：打不过人家。

以茶读史：理解历史的新视角打也打不过，跑也跑不了，想关起门来不玩了，人家又不允许，没有办法，中国只好祭起“以茶制夷”的这杆传统大旗，可是这次面对的不再是冷兵器时代的内陆民族，传统的良策在此时一点用都没有，人家竟然还突破了地理和疆域的防线，来自英国的植物猎人福钧（Rorbert Fortune, 1813-1880）在1850年代从中国盗去茶种、茶苗，英国在印度阿萨姆种茶成功。于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似乎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了，但这条路又谈何容易？

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以道德之名谴责这一场战争。但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对于弱者来说，那些自己觉得义愤填膺的谴责，又何尝不是可怜巴巴的申诉？这其实是李鸿章（1823-1901）在光绪七年（1881年）致信英国禁烟协会时就已经注意到了的现象：对于这一场战争，“中国从道德立场看待整个问题，而英国是从财政的角度”（卜正民等《鸦片政权》）。蓝诗玲发现，鸦片战争只是清政府诸多问题中的一个，中国人谈论鸦片战争带有更多的自我批评色彩；1920年代开始，中国教科书将鸦片战争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把当时中国社会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帝国主义。（蓝诗玲《鸦片战争：毒品、梦想和中国之形成》）《茶叶战争》让人反思我们今天的生活的缘由与意义，因为那段以茶叶为主角的故事到现在还远远没有结束：一方面，大到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小到你我的具体生活状况，都与此关系不小；另一方面，历史并不仅仅是过去的那些渐行渐远的故事，历史就活在我们记忆、选择、解读、讲述它们的过程之中，因此被很多人用作提供其行为与权利的合法性、合理性的依据的一种工具，古今中外，往往如此。当然，《茶叶战争》没有直接回答、涉及这些问题，但它让人反省，对于那段历史，我们记忆和传承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记忆和传承的是这些而不是那些内容，它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而不是辱骂和恐吓。

以茶读史，是一个具体而可以触摸的策略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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