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是怎样形成的?这必须从茶的兴起及传播说起。

尽管当今世界的广告充斥着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以及麦氏速溶咖啡等等最入时的各种各样饮料，但具有独特性的世界“三大饮料”之一的中国茶，作为普通的饮料仍然雄踞世界的饮料市场之首，而且因为其拥有悠久的历史而使其成为一种影响最广的“文化”。有的欧美人津津品味着红茶，用茶配制成各种饮料，而有的欧美人也乐意用绿茶消肥强骨，茶在世界仍然风行着。当中国瓷茶器具在世界最大的索斯比拍卖行的价码开到几十万美元的时候，你会为茶的魅力感到惊讶，因为你喝茶的时候，总是大杯大碗的喝，并没有品味出“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当东瀛的日本人得饮茶之俗后，把饮茶“玩”成“茶道”，于是许多人明白饮茶也是一门深奥的“艺术”。

中国的云南是“茶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是最早饮用茶并培植茶树的地方。在今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的南糯山至今仍长有千年的老茶树，而四、五百年的茶树则是成片，成林。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云南省除稻作文化外，贡献给世界最重要的“文化”。

在先秦的汉文献里没有“茶”字，只有一个“荼”字。《周礼》云：“掌荼，掌以时聚荼，以供丧事。”先秦典籍里“荼”出现的比较多的是《诗经》。如《谷风》：“谁谓荼苦”;《出其东门》：“有女如荼”。《邶风》：“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楚辞》中也有说到“荼”的。《楚辞?九章?桔颂》：“故荼荠不同亩兮”。而作为原产茶地的云南也有历史文献记载，《普洱府志》载，云南少数民族最早在汉代就已栽培茶树了。“茶”字最晚到唐时就已见于正式的文献了。唐陆羽《茶经》便对茶、茶具、制茶的方法、饮法及用水之道、茶的源流等作了详细的介绍和研究。如在《茶经?一之源》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山，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树如瓜芦，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又云：“从草木当作茶。其字出开元文字者，义从木，当作茶。其字出本草，草木并作茶。其字出《尔雅》。其名，一曰茶，二曰贾，三曰设，四曰茗... ...”实际把茶称为贾、设、茗等，是由于品种或方言语音变化的缘由。“茶”与“荼”字应是同名同物，从中古音学来推测，其在上古为定母鱼部，姑且拟为dra音，中古以后，字音分化。据有的学者调查一些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还找到了一些同上古汉语“茶”语音相对的地方，如城步金水苗语作da;贵州彝语作ba-tu;汉语福建方言作tu。

确实云南滇域由于自然条件的优越，古人类很早就在这块广阔的地域里生活了。我们知道，还在人类早期的发展过程中，采集业的发展，便刺激了人的文化思维器官，而这种思维的发展，必然引导人们去选择一些较好的植物进行定向载培，而这种思想的孕育，标志着农业社会的诞生。滇域的先民把“茶”作为定向培育的植物，开了“饮料”作为世界“饮茶”文化的先河。“饮料”与“食物”的分离，可以说是人类“饮食”文化上的一次大变革。在世界农业发展史上，中国是载培植物的最大起源和变异中心之一。而云南又是中国的变异中心。在世界各国历史上都有过因为某一“物”的发现，而使这一国家成为世界注目的地方。以中国人为例，其所产的丝绸世界闻名，罗马学者老普林尼(Gajus the elcler)在《博物志》中说：“赛里斯(Seres，丝国，指中国)国……其所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至罗马。”由于丝绸的华贵，使世界为之倾倒。当时罗马贵豪就以有丝绸服装为骄傲。因为丝绸价格极高，势必让经商者组成庞大的商队，翻越万水千山，以生命作为代价，年复一年地将中国丝绸运往世界各地进行贩卖。这些贩运的道路，由于来往人我 ，逐渐就形成了联系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的纽带。云南的稻作文化也曾拯救了饥饿的日本，使世界深受其影响。云南的“茶”也是如此，樊绰《云南志》卷七载“茶出银主城界诸山”，指的就是现今景东，景谷及其以南地区。大叶子普洱茶，早在唐天宝年间就在澜沧江两岸大量种植。其味苦中回甜，在当时就闻名于世。

滇茶最初由马帮运入四川，并向北、向西“扩张”。唐人《封氏闻见录》说：“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以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隶渐至亲邑，城市多开店辅，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王公朝士无不饮者……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唐人饮茶之风在这里可略见一斑。由于茶的功能价值，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饮茶之风进一步向北渗透。北方食畜肉、乳制品的游牧民族也大量饮茶，如当时的乌桓、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各少数民族，由此在唐宋时期“茶马互市”为一时之盛。宋代在今普洱县境内就已有“茶马”交易市场。清初，檀萃的《滇海虞衡志》就载：“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认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足见滇茶名重于天下。

茶叶运销，曾达红海沿岸及欧洲各国。欧洲文献最早说到茶的是威尼斯人Giambattista Ram Wsio 所著的“Voyages and Travel”(《海陆游行记》)。“茶”的对音为“Chai”。十六世纪。茶传入欧洲，英国称“茶”为Chaa。从此，茶风靡整个欧洲，各国纷纷进口中国的茶叶。现代英语“茶”为“Tea”，法语称“Thé”，德语叫“tee”，俄语读“”，是北方方言“tsha”的对音。托尔斯泰巨著《战争与和平》中就有关于喝中国普洱茶的细致描写。

云南向西冲破大江巨山的阻隔把茶销售到西藏，其时间最迟不会晚于唐代。古藏文里的“茶”，读dza，与汉语里“茶”的古音非常相似，现在藏语的tcha的音应该是从古藏文dza演化而来。据谭文之《滇茶藏销》统计，民国年间，滇茶入藏一年至少有一万担。当时西藏来滇贩运茶叶盛况确如谭方之所述：“滇茶为藏所好，以积沿成习，故每年于春冬两季，藏族古宗商人，跋涉(原作涉)河山，露宿旷野，为滇茶不远万里而来。是以紧茶一物(按：其义不明，惟指的当是砖茶或沱茶。引者)，不仅为一种商品，可称为中藏间经济上之重要联系，抑且涉有政治联系意义。概藏人之对于茶也，非如内地之为一种嗜品或为逸兴物，而为日常生活上所必需，大有‘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之概。自拉萨而河墩子，以至滇西北丽江转思茅，越重山，过万水，历数月络绎不断于途中者，即此故也。”“茶马互市”起于唐，而兴于宋。《滴露漫录》说：“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食之，以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是山林草木之叶，而关国家大经。”这里茶已同国家的政治夸大事联系起来了。宋统治者用茶马贸易来同少数民族搞好关系。《太平寰宇记》载：“番部地蛮夷混杂，无市肆，每汉人与之博易，不见使钱。汉用绸由、绢、茶、布、番部用红椒，盐、马之类。”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人民的需要，“茶”借此而传播得更远更广。由于“茶”的运输，必然带来相应的其他文化。《岭外代答》卷五载：“蛮马之来，他货亦至。蛮之所赍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诸药物。”又《桂海虞衡志》记载说：“乾道葵已冬，忽有大理人李观音得……凡二十三人，至横山议市马。出一文书，字画略有法，大略所需文选、五经、春秋、本草、五藏论、大般若经及初学记……集圣历百家书之类，及须浮量钢器并砣，琉璃碗壶，及紫檀、沉香木、甘草、石决明、井泉石、密陀僧、香蛤、海蛤等药。……其后云：……言音未同，情虑相契，……继续短章，伏乞斧伐。短章有：‘言音未会意相和，远隔江山万里多’之语，……。”该文记述了在茶马贸易中，当时滇人要求购买大量的汉文典籍，包括儒、道、佛及医学书。另外还购置了大量的手工艺品。可见，由于茶马互易的影响，使滇域的文化水平得以提高。如果我们就“茶”文化本身来看，也可以看出它沿“茶马古道”所进行的波开扩散，如对茶的饮法，历史文献对如何饮茶及讲究有所记载。樊绰《云南志》卷七记唐代“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续博物志》卷七载，茶同“杂椒，姜烹而饮之”。明代谢肇氵制在《滇略》里记述道：“士庶所同，皆普茶也，蒸而成团”。从以上文献中可以看出，“茶”这个“新文化源”由于自己的“积淀要素”的影响，不断“汲取”另外一个社会的“文化”进行“融合”，因而得到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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