倚邦古茶山位于勐腊县北部象明山区，海拔1350米以上。这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白雾常绕，土地肥沃，是一个小叶种杂大叶种的生态型古茶园。由攸乐经莽枝、革登;由蛮砖经架布;由易武经曼撒和曼松;由思茅分别经曼拱或麻粟树的5条茶马石板古道，都在倚邦古茶山龙脊背状的青石板街道上交汇。在这里，到处是刻有文字或古朴图案的古碑或其断垣，几乎每个角落都透射着古色古香。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被众多古籍所记载、曾是“古六大茶山”的政治、军事、经济、交通中心的倚邦古茶山，在历史被遗忘、被湮没多年后，在当下普洱茶热潮中，似乎又重现往昔的盛名了。但古茶山久远、厚重的历史，至今仍鲜为人知。

倚邦及其周围各古寨出土的经过精心打磨的原始石器，表明大约新石器时代就有原始先民居住于此。《普洱府志》“六茶山遗器”中“旧传武侯孔明遍历六茶山……置木梆于倚邦”之记载，表明它兴起年代不晚于蜀汉。元代李京的《云南志略》对“六大茶山”具体位置的记栽中有“倚邦”，证明它至少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居住在这里的先民们(自称“本人”)长年依靠采取野生植物充饥，由此认识了茶及其功效而被普遍利用。蜀汉时期，孔明实施“南抚夷越”政策，派使者深入西南边疆安抚各少数民族，并向他们传授农耕、饲养、医药、制作等技术时，因地制宜地动员人们发展该地的茶业。在漫长的岁月中，由于内地移民的不断迁入，加上后来的该地由南诏设置在今西双版纳的银生节度使管辖，到唐代建中年间，其茶业初具规模，并已由茶商贩卖到西藏等地。那成群结队的“尖鼻子，大眼睛，毛胡子，头戴毡帽，身挎长刀”者等众人的间断性往来的马帮牛队，不仅运出该地上好的香茶和莽枝“银洞梁子”与黑山“银洞丫口”等地的白银，还运进针线、布匹、花带等杂货。

倚邦初具雏形的市场上，不仅杂货成摊，还有曼松的“铸锅河”畔被当地人称为众多“唐洞”的矿石炼铸的铜锅、铁锅和面铺河、盐井河畔多口盐井的锅盐。冶炼厂、打造厂、烧制厂和造纸厂也相继在古茶山上建造。这期间，这里还建盖了山神兼土地和财神3种庙宇，铺建了部分石板街道。唐朝贞元年间，闻名于大理南诏国。至宋代，大理国购买倚邦所产的茶到广西换马，使其茶业得以继续发展。从倚邦当地人从祖上传下，却已被外地人买去的刻有“南诏国”字样的五角星奖章和所出土的众多的唐宋古器，验证了它的上述历史。

元代南方疆域扩大，使倚邦成为内地通往边疆的中转站。各类客人熙来攘往，又使它兴起了专业性的客栈与餐馆。统治者蒙古族对茶叶的嗜好，更使倚邦茶林倍增。

明代约成化年间朝廷对倚邦叶氏的司职位的任命，使倚邦重修并改建了各种庙宇，率先推出了“细茶”与“茶膏”。约嘉靖年间，倚邦范围那神奇的曼松茶被宫廷优先确定为专用“贡茶”，继而率先推出“人头团茶”。约于隆庆四年，倚邦成为车里宣尉使司所划的“茶山版纳”的行政区驻地，将长约400米的主街道铺成象征封建王朝行政机构驻地的“龙脊街”。清乾隆年间，增铺曼松贡茶岔街和曼拱岔街，扩建为总长近3000米的3条青石板街道，形成了包括周边村寨居民上千户，总人口上万人的繁华集镇，推动“古六大茶山”进入逐步辉煌的阶段。

清初，倚邦古茶山上的曼松茶被正式确定为宫廷专用贡茶。清代吴大勋的《滇南闻见录》、阮福的《普洱茶记》和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等众多史籍中，都有对倚邦茶的记载。至今，杭州茶叶协会还保存有北京故宫博物院遗留的倚邦所产小叶种“人头贡茶”。

据倚邦茶山老人陈述，在倚邦加工“贡茶”有及其严格制度。清代倪蜕公元1737年《滇云历年志》“雍正七年己酉，总督鄂尔泰奏设总茶店于思茅，以通判司其事……其茶令茶户尽数迁至总店领给价值”的记载。在此之前，倚邦是普洱“人头贡茶”最初的加工厂设置地，当时倚邦古茶山村村皆茶农，山山是茶林，大寨连小村，漫山遍野都是茶林的壮观场景，吸引众多茶商先后在倚邦街等地创建了众多的茶号。

与此相应，倚邦叶氏的土司职位于清初传给其女婿曹氏，统管“古六大茶山”。约于清康熙年间到其第三代曹当斋时，他和儿子曹秀拜师苦练文韬武略。雍正六年前后，他平定莽枝茶山的麻布朋等暴动有功而升任土千总职。清雍正十年至乾隆初年，曹当斋父子及其师傅先后奉命率军平定刀兴国暴动、广西等地民众的暴动，受乾隆皇帝的嘉奖。倚邦成为清王朝扼守西南越国边关的军事重镇。乾隆三十一年前后，曹当斋父子奉命出征包括“两乌”在内的西双版纳全境抗击缅甸侵略军有功而升任土守备，连其子曹秀都随后升任土把总。由此起，其家族一直承袭土司十六代到清末，始终至少都统管“五大茶山”。

从明代约嘉靖年间至清光绪末年，倚邦土司几乎都主办“贡茶”。至今，在倚邦街东面约6000米，曼贵山村以西约3000米的“官坟梁子”和野象山北坡上，分别还有清乾隆至道光年间的曹氏十六代土司墓遗址。遗址上刻有乾隆二年和乾隆四十二年，由清乾隆皇帝嘉奖曹当斋夫妇和曹秀夫妇而立下的《安人碑》和《贞节女牌坊碑》，详细记载着曹守备与曹千总的赫赫功绩，刻在上面的乾隆皇帝大印，印证了朝庭对曹氏莫大的信任与恩宠。

“官坟梁子”之南北方向300多米处所谓“旧衙门遗址”，那是守备和千总当年的驻军营地。此外，其四周山上到处都还有清乾隆年至咸丰年间的各种官冢、商家或儒家等身份者的古坟。

倚邦还有乾隆二年的《禁贩私茶碑》、道光二十八年的《按茶抽收茶银碑》、咸丰元年的“龙王井”《功德碑》、光绪二年的正顶刻有思茅同知大印、并且刻有“大清光绪二年”之落款的“福庇西南”大匾、光绪十四年间的《工价截止碑》，和民国九年“倚邦全体汉夷民众”为民国普思殖边第六行政分局勤政爱民的张瑞三局长立的《遗爱碑》。其中，《工价截止碑》所载的倚邦土司曹氏的官衔为“地方总理茶政兼管钱粮事务军功都阁府”，统管“五大茶山”，主管“贡茶”等茶政事务。那“福庇西南”大匾，凝结着曹氏土司认真征收“贡茶”，勤政管理“五大茶山”，造福于西南百姓的业绩。这些碑和匾共同记载着倚邦的部分官史及茶史之辉煌。

从明代中期起至清末，倚邦历经“乾隆三十一年瘴疠大作”，道光二十五六年“瘟疫甚行，采丁三殁其二”，以及民国初年的瘟疫等频繁而严重的病灾，其茶业随之几经兴衰，居民人口时起时落，但始终保持着万人左右。到乾隆年间，建有江西、石屏等综合会馆和川主、孔子、孔明、城隍等近20种庙宇。从清嘉庆年至民国期间，倚邦先后创建过20多家茶庄。

清代光绪末年，社会动荡，连“贡茶”都于光绪三十四年在运往昆明途中被盗匪洗劫一空。朝庭又查无头绪而被迫停止了“贡茶”的征收，倚邦火热的商品茶叶市场也逐渐变得萧条冷落，这使倚邦的历史地位开始下降。后来，补远桥的几建几毁和由勐养分别到勐仑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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