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时期(479～502)，品饮武夷茶开始形成一种带有文化色彩的艺术(即茶艺)。当代著名茶叶专家陈椽论证：“武夷岩茶约在距今1500年前的南朝时，就以‘晚甘侯’之名而闻名。”文人为武夷茶“赐封”了“晚甘侯”这带有雅号的爵位，说明茶艺自此时起即具萌芽状态。“晚甘”，蕴含着甘香浓郁，美味无穷(俗称为“先苦后甜”)之意，此雅号的文化色彩与茶味一样，是异常浓郁的。

唐朝元和年间(806～820)，文人孙樵馈赠15饼武夷腊面茶给刑部尚书焦某。随礼的信札中写道：“……晚甘侯十五人，遣侍斋阁。此徒皆乘雷而摘，拜水而和，盖建阳丹山碧水(指武夷山)之乡，月涧云龛之品，慎勿贱用之!”函文用拟人化的笔法赞颂武夷茶，诚请焦尚书尽享武夷茶(晚甘侯)的侍侯，“慎勿贱用之”，即要高层次的细品慢饮，切勿牛饮解渴。

此时，民间的品饮也开始讲究茶具、炊器等，并在火候、配水等方面下功夫。把茶叶、饮用和文化气氛联系起来，初步体现了茶文化的艺术内涵，为宋代兴起的茶艺奠定了基础。

宋代是武夷茶生产兴盛时期，饮茶方式日益讲究，从煮饮改为品饮。当时对于名茶泡饮，主要目的不在于解渴，而在于鉴赏。宋徽宗《大观茶论》称,武夷等地之茶“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名山、名水、名茶、加上名人赞扬渲染，武夷岩茶身价更是不凡。

品饮名茶的习俗是随着茶事之兴而趋雅致。宋代武夷山人讲究品茗艺术。文人羽士把饮茶看成是一种精神享受，具有高尚的意境，时称斗茶。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中的“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冰微开。溪过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其间品第胡能欺，十目视而十手指。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就是当时斗茶盛况的写照。斗茶时比味、比香、比色，评比时众目注视，争议时手舞足蹈，胜者趾高气扬，输者垂头丧气。斗茶者的神态，刻划得栩栩如生。斗茶为文人学士所崇尚，其内容有点茶、试茶，以品评茶质之高低而分输赢。

斗茶讲究水质、茶具。当时推崇建窑出品的“兔毫盏”。这种盏底小壁斜，下狭上宽，使茶汤易干而不留渣，使茶的香味散发益显，越宿不馊。建盏在盏口沿下1.5～2厘米处有一条明显折痕的“注汤线”，它是为“斗茶”观察“水痕”而设计制作的。建窑生产的瓷器为宋时全国八大名瓷之一，产地为崇安相邻的建阳县。崇安星村镇的遇林亭窑也生产“兔毫盏”和其它高级茶具。遗址尚存。

宋代“斗茶”，是将“龙凤团茶”碾为细末入盏，注水搅动，以比试茶的汤色和在盏中的水痕来决定品种的优劣胜负。茶之汤色以纯白为上，青白次之，灰白又次之，黄白再次之;盏中水痕，以盏无水痕为绝佳。武夷岩茶斗试，以水痕先出现者为负。

宋代斗茶很重视操作技艺。斗茶时，按茶盏的大小，用银勺挑上一定量的茶末，搁入涤烫过的茶盏中，向盏内注入沸水，调成膏状。在点注时，要准确而有节制，不然,“茶少汤多则云脚散，汤水少则粥面紧”。注茶时还需一手注水，一手执茶筅，旋转拂动茶盏中的茶汤，使之泛成汤花。运筅轻重缓急要得当，与“点注”配合默契，才能达到斗茶的最佳效果。

宋代的斗茶，既是斗色，亦是斗品。宋黄儒《品茶要录》：“茶之精绝者曰斗，曰亚斗，其次拣芽。”斗品最为上。武夷岩茶就是通过斗茶、评品，精选为贡茶的。从而促进了武夷茶的生产，提高茶叶的质量，扩大了武夷茶的影响。

在宋代除了斗茶，朝野上下还流行“分茶”，即以沸水冲茶末，使茶乳变幻成图形字迹的一种游艺，又称“茶百戏”。宋初陶谷在《荈茗录》中载：“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就散灭，此茶之变也。”诗人杨万里《澹庵座上观显上人分茶》诗，生动地描绘了分茶的情景：“分茶何似煮茶好，煮茶不似分茶巧，蒸水老禅弄泉手，隆兴元春新玉爪。二者相遭兔瓯面，怪怪奇奇真善幻。纷如擘絮行太空，影落寒空能万变，银瓶首下仍尻高，注汤作势字嫖姚。”茶水交融，呈现奇妙的变幻，有如悠远美丽的景色，又似劲疾潇洒的书法。

宋代朝廷饮茶的茶品，多是武夷茶。苏轼、范仲淹的诗文为武夷茶增辉添誉，影响到宫廷官宦时常参加斗茶活动。宋徽宗赵佶即酷爱斗茶、分茶之艺。蔡京在《廷福宫曲宴记》中记述了这样一件逸事：北宋宣和二年十二月癸巳，有“通百艺”之称的宋徽宗，召请宰执、亲王等近臣，宴会于延福宫。酒后茶余，兴致勃勃的皇帝，命侍臣取来茶具，亲自注汤表演分茶之艺。不一会儿，“白乳浮盏面，如疏星朗月。”可见“分茶”流行之广，影响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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