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茶叶发展及茶文化

    和东晋一样，南北朝时期我国仍然处于分裂割据的局面。南朝茶叶可以说是东晋茶叶发展的继续，比如说南朝和东晋一样都定都于建康（今南京），而南方茶叶生产随着经济的发展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江淮和江浙一带的发展尤为突出。如三国两晋时期，茶叶的重要产地，差不多全都都在巴蜀和荆楚两地。但是，到了南朝时，成书于南朝刘宋时期的本草类药书《桐君录》写道：“西阳（今湖北黄冈县东）、武昌、晋陵（今江苏常州）皆出好茗”。这三地基本就属于江淮一代。

  在礼制上，晋之前只有用茶敬宾待客的礼俗，而到了南朝时，对祖先神灵的祭祀也逐渐用到了茶。在《南齐书》武帝本纪中萧颐临死前的诏书中就有：“祭敬之典，本在因心，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成同此制”。根据这段材料可以分析出两点：一是当时江南饮茶已经是和饮酒、吃饭并列的日常生活内容；二是以茶为祭，在萧颐遗诏之时在民间已经十分流行，遗诏对贵族厚葬奢靡的实际约束虽然不大，但对后来社会上以茶为祭的推广作用还是较大的。

  又陆羽在《茶经》引粱代刘孝绰的《谢晋安王饷米等启》中也载：“传诏李盂孙宣教旨，垂赐米、酒、瓜、笋、菹、脯、酢、茗八种”。这里再次证明，茶在这时已和米、酒一类并列，成为人们寻常的饮食之一。这或许也是后来俗话“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前身。另外，后来特别是唐朱时，宫廷有不时向臣下和“番使”赐茶的礼仪和习惯，我国历史上的赐茶之风，至少从文献来说，可能也即起源于斯。

  而南北朝时期的北方虽然长期处于不尚茗饮的游牧民族统治之下，但饮茶的传统并未断绝。《洛阳伽蓝记》中有“自是朝贵宴会虽设茗饮…一不复食，惟江表贱民远来降者好之。”这表明当时的少数民族统治者虽然不尚茶，但并没有禁断南北之间的茶叶贸易，反而在宫廷中还专门准备用来招待南方降臣、来客的茶叶。

  这一时期文人所作的以歌颂和描写茶叶为内容的诗词，以及方志中的茶事记载也多起来，陆羽在《茶经》中就录有《香茗赋》、《坤元录》、《括地图》、《吴兴记》、《夷陵图经》、《永嘉图经》、《淮阴图经》和《茶陵图经》等关于茶事的记载，这些也是南北朝时我国茶业比前代进步发展的很好例证。据推测南北朝时期，我国茶饮和茶文化的传播地区大致相当于三国时整个吴国这样一个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