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重阳节登高

　　登高是重阳节标志性习俗，是最具群众性的民俗活动。广州承中原俗例，重阳节亦是登高。登高主要是登山，此外还有登楼、登塔，甚至登炮台废址等。只要是登上高处，就属应节。

　　越秀山、花塔、光塔是广州人在重阳节时的主要登高处。

越秀山・镇海楼・观音阁・学海堂

　　越秀山在广州城北。为府城主山。清道光《白云粤秀二山合志》称为“南武之镇山”。

　　冈峦起伏，林木苍翠，自古以来是广州的游览胜地。

　　二千年前的南越国时代，南越王赵佗就在山上建筑越王台，三月三日上巳节到此登高作乐。唐、南汉、宋数代，均是州人重阳登高之地。“粤台秋月”为元代羊城八景之一。

　　明初扩建广州城，将宋三城合一，扩展北城跨越秀山。明洪武十三年（1380），在越秀山小蟠龙岗上建成望海楼（后称镇海楼，俗称五层楼）以壮观瞻。以后几毁几建，至今尚存。

　　在广州成为现代城市之前，它一直是最高的建筑物，所谓“楼冠全城”，为广州城标志物之一。

　　镇海梅建成后就成为人们登临揽胜，遥赏珠海白云景色的好去处。清初《广东新语・事语・广州时序》载：“九日载花糕、萸酒。登五层楼、双塔，放响弓鹞。”清嘉庆《羊城古钞》

　　与清同治十年（1871）《番禺县志》均把这段话照录一遍。可知清代广州府城人在重阳有登镇海楼的习俗。清光绪《岭南杂事诗钞》咏：“一年容易又深秋，结袂联踪汗漫游。笑问登高何处去，观音山上五层楼。”并加注：“粤秀山左，明洪武初永嘉侯朱亮祖建镇海楼，凡五层，俗因呼为五层楼。矗市云汉。山川形胜一瞬可悉。重九日，城中士女登高，相率至此。”

　　当年广州城全是低矮平房，没有今天的高楼大厦，也没有工业污染，能见度甚高，登镇海楼远眺，不但全城在望，更见飞鸟低回，彩霞璀灿，城南珠水荡漾，浩瀚接天，可谓尽览珠海、白云景色。就是到了十九世纪后期，站在五层楼上，不但可以清楚地看到珠江南岸的琶洲塔、赤岗塔，就是番禺莲花山上的莲花塔也可以看见（美国人威廉・C・亨特所著《旧中国杂记・九层宝塔》，此书1885年初版）。后人撰联：“急水与天争入海，乱云随日共沉山。”

　　“矗立云汉，山川形胜，一瞬可悉。”（清乾隆《南海县志》）煞是壮观。此景被誉为“岭南第一胜览”，亦为清代羊城八景之一“镇海层楼”与现代新羊城八景之一“越秀层楼”所在。

　　镇海楼数百年来屡毁屡建。1928年重修时，楼内木结构改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砖石墙壁仍存明代旧物，1950年建为广州博物馆至今。现在楼顶层正面高悬“镇海楼”横匾，两旁挂清光绪年间两广总督彭玉麟所撰楹联：“万千劫危楼尚存，问谁摘斗摩霄，目空今古；五百年故侯安在，使我倚栏看剑，泪洒英雄。”（此联一说乃彭玉麟幕僚所作。联中“故侯”指建楼者朱亮祖）今天读来仍令人感到荡气回肠。

　　明永乐元年（1403），都指挥花英在南汉游台废址一带（今孙中山纪念碑所在山岗一带）修建了观音阁，越秀山自此又名观音山。清初《广东新语》称观音阁为玉山楼，祀广东历代九贤，文称：“玉山为五岭山川之望。九贤为十郡人文之望。玉山有此楼。楼有此九贤。可以不朽。”观音阁亦为州人在重阳时登高揽胜之地。

　　明代羊城八景中的“越秀松涛”、“象山樵歌”二景均在越秀山。

　　清前期康熙二十三年（1684），文士王士祯奉旨南来祭告南海神，留广州五十一日，到处游览古迹，后来写了部《广州游览小志》，书中记述了当年越秀山景色与广州人重阳登越秀山的习俗。文曰：“越秀山在广州府城北……山踞粤城最高处，凭高下瞰，远江如带，目尽炎海。粤人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多游于此。城堞间多榕树、木棉。时暮春，木棉方花，红照天外，亦一奇也。”

　　清道光《白云粤秀二山合志》载：“越秀山在会城北，为省会主山……郡人多于此览胜焉。”

　　清代越秀山上有应元寺、龙王庙、关帝庙、三元宫等寺观，州人重阳登高，顺便拜神。

　　清代后期，越秀山上建有著名学府学海堂、文澜阁（建于道光五年）、菊坡精舍等，亦是州人重阳登临之地，可远眺珠江。

　　学海堂故址在今广州市第二中学地。清・林伯桐《学海堂志》载：“学海堂，在广州城北粤秀山中，山脉自白云山蜿蜒入城，至此耸拔三十馀丈，为省会之镇。……堂中远眺，海门可见。……嘉时令节，都人来游。”

　　学海堂前楹有邓廷桢集字联：“绎史诵经，思在古昔；登高望远，显于今时。”

　　旧时元旦、上巳、中秋、重阳等佳节，学海堂常举行“雅集”，撰文唱和，盛极一时。

六榕寺花塔

　　六榕寺在今广州市区六榕路。此寺前身是宝庄严寺，建于南朝刘宋时（420－479）。梁大同三年（537），寺中建一座方形的六层木塔舍利塔，是广州最早的佛塔，即今花塔前身。

　　北宋初，寺塔俱毁于兵火。北宋端拱二年（989）重建寺，改名净慧寺。天元年（1086）重建塔，建为阁楼式塔。北宋绍圣四年（1097）峻工落成。也就是今天所看到的花塔的模样。

　　宋时广州城中没有高层建筑，这座高塔显得特别引人注目（当时西城已筑，净慧寺位于西城中），越秀山海拔才70米，而这塔高57.6米，为广东古塔之冠，可见其庄严挺拔的雄姿。自建成后，它便是游人登高远眺的好去处，所谓“塔穷炎海目，山拥越王城”（清前期王士祯诗句）。当时净慧寺离珠江不足千米，因而这千佛塔当年还是珠江航道的重要标志。

　　“巍峨轮奂，雄矗天半，海舶收港引为表望。”（南宋方信孺《南海百咏》）元符三年（1100），大文豪苏东坡与当地官员一同登塔观光。看到塔畔环植有六株老榕树，婆娑如盖，古翠浓荫，心中喜爱，题写了“六榕”二字。此乃六榕寺名的由来。而塔亦随之改称六榕塔。从宋至清经过约10次修葺，仍存宋代风貌。因这整座古塔犹如九朵雕花叠成，塔身朱栏碧瓦，丹楹粉壁，色彩斑斓，华丽壮观，外观宛若冲霄花柱，故后来又名“花塔”，且渐成通称。

　　明清两代重阳节，广州人有登花塔的习俗。

　　清初《广东新语・事语・广州时序》、清嘉庆《羊城古钞》与清同治十年（1871）《番禺县志》均载：“九日载花糕、萸酒。登五层楼、双塔，放响弓鹞。”这“双塔”一指光塔，另一便是指花塔。当年羊城房屋低矮，花塔如拔地而起，雄矗天半，简直可作当年的城标。登塔环眺，可见四周一大片树丛花草，郁郁葱葱；掩影着亭台楼阁，错落其间，“莺乱啼时叶满庭”（旧时六榕寺左边东坡亭楹联句）。清初王士祯写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广州游览小志》记述：“凭高眺远，则白云、粤秀诸峰，皆在襟带也。”清后期文学家、番禺人汪兆铨撰《记六榕寺塔》文，描述当年花塔景色：“晓日初上，光采炫然；火珠荧荧，若木争色。

　　丹霞绚晚，人间暝烟；仰视上方，残阳烛明，光半鸦背，用以研朝媚夕，幻成奇观。”可见当年登塔俯瞰羊城，实在是非常引人入胜的。

光塔

　　光塔在广州市区光塔路怀圣寺内。原名怀圣塔，怀念伊斯兰教创始人“至圣”穆罕默德之意。怀圣寺为唐代时寄居广州的伊斯兰教徒所建，乃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最早兴建的清真寺，清《南海百咏续编》载：“回教之祖，名贵圣穆罕默德，寺号怀圣，怀念贵圣也。”这便是寺名由来。与扬州仙鹤寺、泉州麒麟寺、杭州凤凰寺合称中国伊斯兰教四大古寺。

　　怀圣塔与怀圣寺同时兴建，其用途主要有二：一是供阿訇（伊斯兰宗教职业者的通称）或主司仪者登塔呼唤教徒们每天做五次礼拜，所谓“在使祈祷呼报者，便于招集信徒。”（戈太尔：《回回塔源流考》）二是作为导航的灯塔。所谓“昼则悬旗，夜则举火，以便市舶之往来。”也就是说，这光塔不单是一座宗教建筑，而且还曾是很有实际意义的航海的标志。

　　怀圣塔塔体圆柱形，青砖砌筑，蚬壳灰抹面，塔高36.3米，底径8.85米，向上逐渐缩小，富有伊斯兰教建筑特色……或因塔身光圆，或因阿拉伯呼唤语“邦史”与“光”音近，或因夜间塔顶燃灯为船舶导航（唐宋时塔距珠江不远），故俗称光塔。

　　光塔塔顶原有铜制金鸡风标，但屡为飓风所坠。直到1934年重修时，塔顶才改为现在的火焰形，用砖牙叠涩出线，脚上砌成尖开顶，跟佛教塔式迥然不同。据考证，光塔的这种形状其实是当年西亚城堡的变形，它所体现出来的浓郁的伊斯兰教建筑特色，今天在国内已是不多见了。而且，这还是个“斜塔”。据1959年8月实测，塔身向西倾斜53度（1.15米）。

　　其原因有二说，一说是因地基不稳；一说是建塔时就有意西斜，寓西向朝圣之意。光塔现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光塔直指苍昊，人们远远就可以看到它，尤其在过去没有高楼大厦的时代。

　　现在人们一般不能随便进入怀圣寺登光塔。明清时期，却是对市民开放的（见上引清初《广东新语》、清嘉庆《羊城古钞》、清同治十年《番禺县志》）。清代重阳节，广州人有登光塔的习俗。登塔环眺，景色甚佳。

　　以下诸高处亦为清代、民国时州人在重阳节时的登高地，不过不普遍，名声更远不及越秀山。

凤凰岗

　　凤凰岗是广州河南岛西部岗地，清代时，这是个高岗，在清代地图上被绘成是一片高耸的岗丘，以今凤凰街为中心地区，方圆数公顷。清嘉庆（1796―1820）后期在凤凰岗上筑炮台，第二次鸦片战争初期被英军炸毁。后修复，在清光绪后期尚在。后毁不存。

　　清末某年重阳日，番禺文士潘飞声与朋友登上凤凰冈，眺望白鹅潭珠水浩瀚，看眼前废炮台荒草丛生，感慨赋词一首《凤凰台上忆吹箫・重九日同椒坪、一山两丈登凤凰冈望海》。

　　词曰：“根竹支筇，葫芦载酒，登高刚试新晴。问荒台遗迹，野草青青。零落苔封断炮，都付与朝夕潮声。潮头上，洋船烟暝，手欲屠鲸。重溟，当年击楫，叹编弃归来，闲却青萍。

　　只青山扪虱，脾肉堪惊。且对西风落帽，空惆怅，旧日鸥盟。还相忆，鲩江菊开又误归程。”（《说剑堂集・花语词》）民国四年（1915），四邑华侨在河南买地创办新民地产公司，将凤凰岗炸平，开发成街区，地貌大变。今已难想象旧时情景。

漱珠冈

　　漱珠冈在广州河南岛。清代时，岗下绿水环绕，四周一片田畴。山环水曲，松石清奇。

　　清嘉庆末年（1820），道士、天文学家李明彻在岗上建纯阳观以祀吕纯阳（吕洞宾）。清道光四年（1824），又在观后建“朝斗台”以观察天文星斗（今广州仅存的古观象台）。

　　漱珠冈平地窿起，是当地一高处，为文人登高揽胜之地。曹为霖《秋日游漱珠冈谒杨议郎祠》诗：“登高能赋几文轩，来往花田村外村。春水蓣蘩明沼址，秋风禾黍荐鸡豚。”（《木笔花馆诗钞》）白鹤洞白鹤洞原指白鹤洞山顶一带。以前此地树林茂密，岗下河涌纵横，鱼虾丰盛，环境适宜白鹤繁衍生息，林中到处可见鹤巢。相传某天，千余只丹顶鹤飞临山岗，景象颇为壮观，如此三日，鹤群才离去。人们认为白鹤停留过的地方，象征着如意吉祥，白鹤洞因此而得名。另一个传说是，400多年的一天，此地飞来成群白鹤，繁衍生息。那里有一条河涌，高高的水松生长在河涌两旁，枝叶密密麻麻，遮盖在河涌之上，白鹤群飞来飞去，就像进出洞一般，因而此地便被称为“白鹤洞”。

　　清末宣统年间，白鹤洞山岗上建有“招鹤亭”、“湛碧亭”、“月波桥”等景点，供游人登高观景，远眺珠江帆影，渔歌唱晚，落霞满天、田园美景。重阳时，人们也来此登高应节。

　　今天楼房成片，无复旧观。

永清堡炮台遗址

　　广州河南岛洲头咀江岸，在清代前期建有永清堡炮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咸丰八年（1858）初，为英军炮火轰毁。后湮没无存。

　　清同治十年（1871）重阳日，番禺诗人杨永衍与朋友登永清堡炮台废址。写了《辛未重九同湘蘅、蓉坡过鳌洲永清堡登高》诗，咏当时风景。诗曰：

　　重阳无雨午云开，有客登高上废台。驿使不逢津吏去，也无好句续诗来。

　　盘错榕根络石墩，槿篱茅舍足鸡豚。茱萸醉把欣相示，健在年年斗酒樽。

　　民国《番禺河南小志》引《添茅小屋诗草》

　　清光绪中期，原永清炮台址已被建为民居，“再南即洪德大街，今已辟为马路。”（民国《番禺河南小志》）。

大田山、鸡冠山、飞鹅岭

　　民国时期，广州黄埔一带乡民在重阳节多到附近的大田山、鸡冠山、飞鹅岭等山登高。

　　九月初八晚十一时前就有人登山，各山头上热闹非凡。人们边登山边放鞭炮，或到山头野炊、烧烤。

　　但黄埔地区姬堂、茅岗两村的周姓氏族，向来禁忌在重阳节扫墓或登高。原因是过去某年在重阳节周氏族人乘船到虎门祭祖，遇狂风骤雨，数条船沉没，死难者数十人。周氏从此不再于重阳节拜祖，而且禁忌重阳登高，认为会招致祸端。建国后，此类禁忌渐淡化。

帽峰山

　　帽峰山位于广州东北部，离广州市中心25公里。山坡陡峭，沟谷幽深，予人莽莽苍苍之感，其最高峰海拔534.9米，比白云山摩星岭高出152.9米，是广州市老八区的最高峰。

　　山上有帽峰庙，始建于南汉大宝三年（960），远近闻名。庙不大而香火鼎盛。庙前有“龙井神泉”，水质清甜甘洌，传说古代群众常用此泉治病。

　　广州白云区太和、良田、竹料等地民众素有登帽峰山的习俗。民国时，此地有《节气歌》，歌词从正月唱到十二月，其中唱九月的四句是：“九月寒露霜降时，人人及早做寒衣。九月九日天晴好，重九登高好时机。”可知当时重阳登高之俗是相当普遍的。歌词最后两句很有意思，唱的是：“百行生意都难做，不如归家学耕田。”

西樵山大科峰

　　明清时期，南海县人重阳登高，最有名的登高地是西樵山主峰大科峰。

　　西樵山是南粤名山。有所谓“南粤名山数二樵”。东樵指博罗罗浮山，西樵便是指南海西樵山。有七十二座山峰，最高峰为大科峰。峰高338.3米。峰顶有古台见日台，明代时曾重修。明清两代重阳日，人们来此登高揽胜。

　　清雍正《古今图书集成・广州府部》载：“大科峰。极高峻。按《县志》，大科峰称西樵第一峰，顶径百尺，上有见日台。鸡鸣见日。九日游人多觞于此。”（九日，指九月九日重阳。觞：饮酒。）清嘉庆《羊城古钞》载：“见日台，在西樵山大科峰巅。旧有古台。明嘉靖中，湛文简廓而新之。后榷使曾重建。九日，游人觞咏于此。”书中还有木刻“西樵山图”，图上画了层层叠叠的山峰，每峰标上名字；正中一座最大的山峰上标书：“大科峰，即望日台，西樵七十二峰之首。”

　　清光绪《岭南杂事诗钞》咏：“层岚隐约碧芙蓉，飞瀑成湖洞壑重。七十二山环翠列。最高还是大科峰。”下加注文：“西樵山在南海西境，距省城一百二十里，环峙七十二峰，最高处则大科峰也。游者尝夜半登此以观日出。中悬百丈飞瀑，可名者翠岩、朱坑、白云诸洞，而白云则何白云先生读书处也。山幽水洌，瀑布从双壁下，穿石桥而出。石下有洞，聚而成湖，尤为诸瀑之冠。陈元孝（陈恭尹）诗云：‘桥分三折入。天坼一门开。’盖纪其胜云。”

　　“西樵云瀑”是清代羊城八景之一。

　　西樵山上村民世代都会酿桂花酒，相传饮桂花酒是西樵山人重阳传统习俗之一，有“辟恶茱萸囊，延年桂花酒”之说。

　　重阳节期间，商贩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西樵山脚官山圩设摊卖货，数里长的摊档人潮如涌，形成当地独特的“狗仔圩”。

白云山

　　最后，我们要着重说说古代及民国时期重阳节登白云山。白云山是广州北部山丘，由30多座山（丘）峰组成，为南昆山余脉。现在的面积约28平方千米。，在没有辟建公路的古代，白云山地域比现在大得多。

　　白云山因暮春雨后山间白云缭绕而得名。主峰摩星岭，位于中部，海拔372.8米，清代以前称最高顶、第一天或天南第一峰。清康熙年间始称摩星岭。

　　宋代羊城八景之一“蒲涧濂泉”、元代羊城八景中之“白云晚望”与“景泰归僧”均在白云山上。历朝曾有过不少寺观、书院。到清末时，尚存白云寺、双溪寺、能仁寺、弥勒寺、濂泉寺、蒲涧寺、上下景泰寺、云岩寺、五龙谷庙等古寺及白云仙馆、明珠楼、百花冢诸名胜。

　　白云山是广州名山，但在明清时期的重阳节，广州人主要是登越秀山，而不是登白云山。

　　不是绝对没有人来登，而是没有形成节俗。在今存明清地方志与相关著述中，并无州人在重阳节成群结队来登白云山的记载。

　　民国以前的白云山，属荒郊野岭。有意来登白云山游乐的，主要是两类人，一是官吏（地方官吏或外来巡视地方的官吏），带着马弁、随从，前来游山玩水，登高望远，遣兴舒怀，又或寻幽探古。二是文人墨客，多是相约三五知己登山雅聚，吟诗作对，亦顺便寻幽探古。

　　他们并非特意在重阳日来登山应节，他们在白云山游乐后所写的诗文，没有几篇是专门记述重阳节的。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王士祯南来广州，后撰《广州游览小志》，记述了广州光孝寺等多处古迹，也记述了游越秀山与白云山，记述越秀山：“粤人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多游于此。”王是山东人，以前没来过广州，这肯定是陪同他一起来游山的当地官员或是当地的文士告诉他的；而在记白云山文中，则只字没提到九月九日重阳节。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兴中会广州分会准备在10月26日（农历九月初九）利用广州人重阳聚族扫墓的风俗，各路队伍扮成扫墓人齐集广州城举义。后事泄失败。这次“重九起义”，说明当时广州人重阳登高，主要是在广州府城，因为只有这样才好利用来集结队伍。

　　再看三年后黑旗军统帅刘永福（1837―1917）重阳登白云山。

　　在今白云山能仁寺内，“佛境”牌坊左侧岩壁上，有一块不规整的长方形摩崖石刻。石面右方刻一草书“虎”字，字体高约两米，为“立虎”之势。上款书“光绪二十四年重阳日”，下款署“刘永福书”。“虎”字左侧有刘永福部属吴氏所作跋记：“戊戌之春，余在渊亭军部，带黑旗军旧部返五羊城，营于白云山下，训练士卒，未尝少休。时逢九日，渊亭军门率摩下将佐登山作茱萸会，……少长成集，登高远眺，闻天风之浪涌，望江水之茫烟，云山都来眼底，抚时感世，不无胜慨。日暮归营，军门兴致不浅。感恩挥毫，书成‘虎’字，余见之爱不忍释，刻于岩壁，以志一时之胜……”

　　这篇跋文，说明晚清时的白云山仍很荒僻，山下可作军营并训练士卒；文中只字没提州人有登白云山的重阳节俗，刘永福带着摩下将佐登山，山上并无什么游客。这都至少可知当时重阳登白云山仍未形成习俗。

　　明清时期广州老百姓没有在重阳节来登白云山的习俗，究其原因，大致有三。

　　一是交通往返不易。古代的白云山，距广州府城十五里，是远离州城的荒郊野岭，不是今天开发成熟的公园。古代没有辟建公路，州人前来甚不方便，况且州人前来登山，耗时费力，又必须在城门关闭前赶回城中，这样游玩揽胜颇为仓促。

　　二是明清时登白云山相当累人，且有一定的危险性。

　　首先是山上并无专门修建的登山道路，山路崎岖难走。现在要登上摩星岭，可以悠悠然东张西望如闲庭信步，不必担心稍有闪失便滚落山崖，古代要登上摩星岭并非易事。且看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王士祯《广州游览小志》的记述。他在当地官员陪同下来游白云山，只是登到了还未到半山腰的菖蒲涧，再“东上寻濂泉寺”，便“众疲累不能登”，明知道上面还有景泰寺、安期祠，也“不及往”，下山了。要知道，王士祯当年是奉旨南来，广州地方官员肯定不会陪着他徒步十五里从府城走到白云山，必是乘轿或坐马车来，也累成这样，老百姓徒步来登山的，疲累可知。

　　其次是当年的白云山，平时人迹罕至，有野兽出没。清康熙三十年（1700）刊刻的《觚剩》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明代）正统（1436―1449）初，有中官阮巨队奉命来广征虎豹。

　　时陈谔归番禺。一日，从阮饮，求虎皮以归。”可知当年广州一带有虎豹出没。单身或三几人登白云山，有遭不测之虞。别说明清时期，就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广州早已成为人烟稠密的大城市，仍曾发生虎患。1941年6月27日，“广州小北外田心乡后街21号之一，于晚8时许发现猛虎一头，衔去5岁女童一名。次日，登峰路旧红棉酒家后岗及黄花岗附近亦连续发现被虎咬毙童尸两具。”（《广州市志》卷一）。

　　三是当年的广州人，并没有在重阳节登山登得越高越好的观念，登高既为应节，最主要的是游乐观景，望远舒怀，既然越秀山就在府城的北部，又有五层楼、观音阁可供揽胜，景色比当年白云山更佳，也就无须舍近求远。至于居住在城外的百姓，都是乡民，古时广州府城外的东北部，岗丘连绵，要登高，也不必跑到白云山去。当时人口密度比现在少得多了。

　　还有一点，就是古代人们在重阳节登高，往往跟扫墓同时进行，而且多有放纸鸢之俗，祖上坟墓不在白云山的，自然不会跑到白云山去，处于自然状态的山高林密的白云山，也不适宜放纸鸢。

　　时到晚清，广州城北郊人烟较前稠密，白云山上的墓葬亦较以前为多，在重阳节来登白云山并顺便扫墓的人，亦较以前为多。（注：当年广州并无火葬设施，人死后大都埋在白云山、越秀山、大北、小北、沙河及河南晓港、今同福中路南侧乌龙岗等郊外岗丘之地，其中以大北、小北的坟墓最多，今已不见痕迹）。但广州人在重阳节真正形成登白云山的习俗，是民国时的事。

　　民国建立，推翻帝制，世道大变。广州拆城墙筑马路，真正开始了现代都市的建设，城区范围逐渐向外扩展，道路修筑，原城北郊人烟渐密。今天的小北路辟建于1927年，原小北花圈以北段（原小北花圈所在乃明清时广州城门小北门故址）和登峰路，便是当年辟建的通往白云山的泥路，民国时便称登峰路。交通的便利与城区的北扩，再加当时重阳节是民间大节，学校放假，有些商店亦放假，故在重阳节前往白云山登高的人亦渐多，也有些风流雅士，相约登白云山聚饮遣兴，歌咏写怀的，这便渐成重阳节俗。

　　据孙中山帅府卫士罗海云的回忆，1923年重阳节清晨，孙中山准备和宋庆龄一道去白云山登高，碰巧有位外国记者来找宋庆龄座谈，宋庆龄就没去了，而孙中山还是去登了白云山（《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1辑《纪念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九十诞辰》）。可知当年已形成在重阳节登白云山的习俗。

　　1929―1936年，陈济棠主政广东，大搞市政建设，兴办现代实业，发展商贸，成绩卓著，其间物价稳定，市民生活改善，广州成为南中国的“首善之区”和繁华大都市（人口达112万）。1980年，陈济棠之子陈树柏从美国回国参观，邓小平在接见他时说：“令尊治粤八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在怀念他。”这时期，也是越来越多广州人在重阳节到白云山登高祈福的时期。各式小贩亦在重阳节时做生意，沿山道两旁摆满摊档，卖茶水、饼食、花卉、纸花、风车、摇鼓、香烛等等，从山脚一直摆到现在的山顶公园，相当热闹。

　　当年从市区去白云山主要有两条路：

　　一条是出原大东门（今越秀路与中山路相交处），北走先烈路，途经红花岗（今烈士陵园一带山岗）、史坚如墓（现在黄花岗公园内，当年在先烈南路青菜岗东明寺）、黄花岗、沙河顶茶亭、朱执信墓（当年在先烈中路驻马岗，1936年迁于执信中学校园内。现二处均为广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走过金娇墓（金娇是名妓。墓在战乱圮毁），到息鞭亭和云泉山馆（云泉山馆建于清嘉庆十七年（1812），后改名吕祖庙。即今麓湖路白云仙馆），继续北走登山。

　　另一条路是出原小北门北走登峰路、横枝岗、姑嫂坟，至白云山麓长腰岭弥勒寺，然后登山。广州人走这条路登山较近。

　　抗战时期，白云山古迹大部分被毁，仅存天南第一峰牌坊、明珠楼及白云仙馆。国难深重，民生维艰，广州老百姓也没有兴致在重阳节来登白云山。抗战胜利后，重阳节俗渐恢复，但景况已大不如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