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的禁忌

　　旧历五月五日端午节，是我国夏季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五月正是炎热酷暑将临之时，也是流行病、瘟瘴疫病将发之际，用现代医学观念来看，乙型脑炎与脑脊髓炎此时发病率也最高，古人认为这是一个恶月。《礼记・月令》云:“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毋躁，止声色，毋或进，薄滋味，毋致和，节眷(嗜)欲，定心气。百官静事毋刑，以定晏阴之所成。”五月是阴气与阳气、死气与生气激烈争斗的时节，人们在这一时段，要保持身心的安定，要禁绝各种情欲，尤其是色欲;行政事务亦应采取“无为”的治理方式。

　　既是恶月，自然会有诸多禁忌，不宜盖屋，“五月盖屋，令人头秃”。(《风俗通》佚文)不宜赴官，“五月到官，至免不迁”。(同前)不宜套被子，俗信“五月套被无人睡”，“添个里儿，死个女儿;添个面儿，死个汉儿;添一床，必死娘”。忌给小儿剃头，否则，主小儿生癫、多病。忌多雨，否则，主歉收。俗语云:“有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阴吃饱饭。五月连阴下大雨，玉皇大帝卖儿女。”

　　五月禁忌的盛行始于汉代，表达了汉代人对五月人生的关注。我们在注意到五月自然气候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影响时，更应该看到汉代人对五月的认识是基于一种文化观念。在《夏小正》时代，五月并没有被视作恶月，那时只有蓄蔺、蓄药保健身体的习俗。汉代是神秘思想流行的时代，人们以阴阳五行的观念看待自然时空的变化。就阴阳五行的观念看，五月是阳气最盛的时刻，也是阳气开始衰微的时刻，在这样的时间关节点上，人们自然心存恐惧，五月也就被赋予恶的伦理意义。

　　古代有关五月死人的故事流传颇多，甚至连五月尤其是这月五日生下的孩子都是不吉利的。民间认为五月生子，各种毒气、疫疾、鬼怪都会侵袭到婴儿体内，对父母不利。《风俗通义》云:“俗说五月生子，男害父，女害母。”王充《论衡・四讳》也说:“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已举之，父母祸死。”《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孟尝君田文“以五月五日生，婴(田义的父亲)告其母曰:‘勿举也(不要养活他)!’其母窃举生之。及长，其母因(通过)兄弟而见其子文于田婴。田婴怒其母曰:‘吾令若(你)去其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顿首，因曰‘君所以不举五月子者，何故?’婴曰:‘五月子者，长与户齐(长得同门一般高)，将不利其父母。”，田文是五月初五生的.他父亲竟然要把他弄死，其忌讳之深可以想见。刘欲《西京杂记》还记载:“王凤以五月五日生，其父欲不举，曰:‘俗谚举五日子，长及户则自害，不则害其父母。’其叔父曰:‘昔田文以此日生，为薛公。以古事推之，非不祥也。遂举之。”东汉有个以处世圆滑而永远也不倒的大官僚胡广，历事六帝，三登太傅。据《世说新语》记载，他也是生于五月五日的。其父母拘于禁忌的约束，将他放进葫芦里扔进河中，幸而未被淹死。后被人收养，终成大器。因托葫芦而生，故取名胡广。《癸辛杂识》记载，宋徽宗赵估也是这一天生的，但为避俗忌把天宁节(皇帝的生日)改为十月十日。东晋名将王镇恶也生自此日，家人为避俗忌，想把他过继给远房本家，但他祖父王猛很有见地，说:“此非常儿。昔孟尝君恶月生而相齐.是儿亦将兴吾门矣。”于是为孙儿取名“镇恶”，借以避邪。

　　类似的例子，中国古代典籍里甚多，足可见出忌讳五月特别是五月五日生子的民俗心理。所以须得想方设法使孩子早些天或晚些天出生。万一生下来了，即使不杀死，也得送到外婆家或河边池畔去，以免冲撞家人。这种禁忌大概受感应巫术的影响，五月份是五毒并出的毒月，此月婚娶、交接、生子等必受感应，尽管这一月这一天出生的人里出了许多大官，甚至皇帝.人们还不肯抛弃这种禁忌.总是心有余悸。

　　旧历五月五日端午节是民间夏季员重要的传统节日。五月正是炎热酷暑将临之时，也是流行病、疽瘴疫病将发之际，用现代医学观念来看，乙型脑炎与脑脊髓炎此时发病率也最高。古人认为这是一个恶月。五月是阴气与阳气、死气与生气激烈争斗的时节，人们在这一时段，要保持身心安定，要禁绝各种情欲，尤其是色欲3行政事务亦必须采取“无为”的治理方式。既是恶月，人们自然心存恐惧，因而会有诸多禁忌。如，忌盖房屋；忌赴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