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人与禅宗

南坊宗启是安土桃山时代(1573～1598)的茶人，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千利休宗易居士(1522～1591)的入室弟子。南坊宗启编撰的“利休流”茶道秘传书《南坊录》(《南坊录》为千利休弟子南方宗启所著“利休茶汤传书”。分为“觉书”、“会”、“棚”、“书院”、“台子”、“墨引”、“灭后”等七卷。虽然学术界及茶道界关于著者南方宗启本人以及《南坊录》成书经过等多有疑义，但仍是了解千利休茶道理论的一部重要茶书。)中，介绍了其师千利休当年在位于“堺”(今大阪府堺市——译注)的南宗寺集云庵品茗会上的一段史话。这段史话以南坊宗启提问、千利休作答的形式展开。南坊宗启问道：“一般来说，茶道以‘台子’(原指正式茶道摆设风炉、杓立、盖置、建水、水指等一系列茶具的茶具棚架，这里特指正式“茶事”——译注)为本，但是师父您经常对我们讲‘茅棚小屋品茗会更令人心旷神怡’，这是为什么呢?” 千利休听后缓慢地开口答道：“小草庵之茶汤，首先以佛法为修行得道之根本。讲究茶室排场，追求美味佳肴，乃世俗之举。屋能遮雨，食能解饥，足矣。此乃佛陀之教诲、茶汤之本意。所谓茶汤，即汲水、取柴、烧水、点茶、供佛、施人、自饮、插花、焚香，此等行为皆为践行佛祖之行。至于其中详细，宜自行思忖研究。”

自古以来，这段名言脍炙人口，淋漓尽致地表达传授了千利休倡导的茶道精神。千利休的高足山上宗二(1544～1590)依据随其师习茶二十余年的亲身经历，编辑了茶道秘传书《山上宗二记》(《山上宗二记》为利休弟子山上宗二(1544～1590)所撰“名物记”及阐述千利休茶道的茶汤书。山上宗二在武将丰臣秀吉攻打小田原城时，被其君主丰臣秀吉割掉耳鼻处。并列举了身体力行地实践这一精神的村田珠光(村田珠光(1423～1502)为日本茶道创始者。曾拜一休和尚参禅。后经日本室町时代连歌师、画家，侍奉室町幕府第8代将军足利义政左右的能阿弥举荐，教授酷爱艺术的足利义政茶道。)和武野绍鸥(武野绍鸥(1502～1555)为日本茶道史上名人。继承村田珠光茶风，并将其传于弟子千利休。)两位茶道先人。

禅茶一味，日本饮茶风俗的普及，茶文化的发展和茶道的形成，源于禅林“茶礼”的礼法及其精神。名留茶道史册的茶道巨匠的创作精神和艺术修养，都来自投身禅门、参禅修行、内观自省的体验和悟证。日本茶道界，尊奉村田珠光为“佗茶”开祖，因为他在“四席半”的有限空间里，创造了追求“茶禅一味”、“和静清寂”之无限艺境的“佗茶”。室町时代的茶人村田珠光(1423～1502)原为奈良称名寺的僧侣，后移居京都，拜大德寺一休禅师习禅，开创了禅风浓郁的“点茶法”，被誉为“佗茶”之祖。所谓“佗茶”，为茶道流派之一，流行于桃山时代。“佗茶”追求拙朴、简素、恬淡、冷峻、清寂的精神，与东山时代流行的“书院茶”茶风迥异，由千利休大成。

武野绍鸥(1502～1555)为室町时代后期的茶人，师从村田珠光的门人宗陈、宗悟修习茶道，奠定了“佗茶”的实践基础，而后传至千利休。《山上宗二记》还记述：“道陈、宗易(利休)以禅法为要。”这里是说，统率“东山流”(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命令擅长艺能的“同朋众”即侍者能阿弥创立的茶道流派之一——译注)的堺的茶人北向道(陈北向道陈(1504～1562)系出身于堺的茶人，为千利休的茶师。曾向武野绍鸥举荐千利休。)，以及其弟子千利休都颇受“珠光流”茶道影响，而以禅法为茶道之要。《南坊录》著者南坊宗启出身于堺的富商“淡路屋”，师从当地禅通寺的春林宗俶参禅(参禅，即拜师坐禅修行。)修道，由“喝食”(喝食，即唱喝之意。僧堂进斋时，向僧众宣告斋食内容和进斋方法。“喝食行者”一般以少年僧居多。)、“藏主”(藏主为各藏、殿主管，负责掌管禅宗寺院的“看经阅藏”。)，进而升任“首座”(首座为禅院中位于僧众之首的职位。)，人称“庆首座”，师从千利休参究茶道之法。

天正十九年(1591)2月28日，千利休蒙受“莫须有”罪名，被迫剖腹自尽。身为千利休入室弟子的南坊宗启闻讯无比悲哀，遂将由先师处亲耳聆听到的有关茶道的逸闻整理编辑成“寂后”一卷，完成了共七卷的《南坊录》。

文禄二年(1593)2月28日，千利休离世三周年之日，南坊宗启来到恩师灵前，供香献果，诵经回向，而后悄然消失离去，最终无人知晓去向。顺便提上一笔。经近年考证，传为南坊宗启撰的《南坊录》内容中，含有许多后世茶人添加之笔。《南坊录》共七卷。贞享三年(1656)，在筑前(旧国名，今福冈县西北部——译注)黑田家的家臣立花实山处发现了前5卷。元禄三年(1690)在南坊宗启的传人纳屋宗雪处得知，纳屋宗雪曾将由他处得到的第六、第七卷抄写下来，自称“南坊流”茶道而加以传布。同时，还将该书中最为“秘密”的九条摘录出来另成一卷，加上追加增补的一卷，共九卷流传至今。

日本茶道的先驱者们赞颂不绝的“禅”的本来面目到底如何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探讨一下这个对于理解茶与禅的关系至为重要的话题吧。毋庸赘言，禅对日本茶道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禅不仅对日本人的伦理道德和精神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禅宗以外的其他佛教各宗派对于日本文化史所产生的影响范围，基本上局限于日本人日常生活的宗教方面。然而禅宗的影响远远地超越了这一范围，禅思想和禅文化已经深入到了日本人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提到“禅”，一般人都认为深奥叵测而难以接近，所以往往敬而远之。当然，真正理解禅的真谛确非一件易事，但是禅一直为具有理智之人所追求。近年来，怀有诚挚之心的参禅者日益增多。很多在校学生及普通的工薪阶层都积极踊跃地前来禅寺，参加坐禅会。近年来，禅被视为东方文化的瑰宝，受到大洋彼岸为数众多的西方人的憧憬和追捧，热衷于参禅问道的西方人急剧增加。参禅热潮方兴未艾，说明禅作为打破西方文

1976年10月，作为庆祝美国建国两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之一，我率领日本六十名禅僧，参加了在坐落于美国纽约州卡兹奇山麓、风光旖旎的比彻湖畔的国际大菩萨禅堂举行的国际坐禅大会。当年那震撼人心的一幕幕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头顶竹编斗笠，脚履草鞋，肩背袈裟背包的六十名日本禅僧步出肯尼迪机场，列队整齐，表情肃穆。鱼贯而行的身姿立刻就吸引了当地美国人的围观。围观者中发出的那惊诧和感叹之声，至今仍然萦绕耳畔，难以忘怀。特意赶到机场迎接日本禅僧代表团的美国禅人也尽显堂堂仪表。他们“叉手当胸”(叉手当胸为禅林礼法之一，将右手压在左手上置于胸前。)，即双手交叉置于胸前，肃然伫立，以目致礼。虽然这只不过是日本禅家日常修行的一般仪礼规矩，但在异国他乡亲眼目睹此情此景，我不由得深深地感受到：这六十名日本禅僧的禅心已经和美国人的热心紧紧地贴在一起了。

美国、墨西哥、日本以及来自其他国家的一百余名代表汇聚一堂，有条不紊地在雪花纷飞的严寒中，共同举行了长达一周的“接心”，即“打禅七”，度过了充实而宝贵的时光。据我所知，这是首次国际范围的参禅活动。其后，以日美禅僧为主的参禅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参加者人数日益增多。进而扩展为包括日本在内的东西方世界的崭新的禅法交流形式，实在令人难以预料。

下面我打算简单地概括一下禅的本质和禅的发展历史。这对于理解茶道与禅的关系至为重要。

在古印度，作为宗教实践的方式之一，曾经盛行瑜伽。人们认为，这种实践方式的目的在于，平心静气地控制呼吸而最终达到统一精神，提高大脑的认知思考能力，增强身体素质，进而创造出奇迹。这就是流行于现代女性之间的瑜伽的源流。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左右，这种实践方式就已经为众多的修行者所实践和传播。释迦牟尼佛出家伊始也曾加以修习实践。但是，释迦牟尼佛历经六年左右苦行修炼生活，却始终没有达到觉悟的目的。那么，释迦牟尼佛通过苦行修炼而孜孜不倦地追求的是一个什么境界，释迦牟尼佛为何始终未能得悟呢?下面让我们共同地回顾一下释迦牟尼佛的生平吧。因为禅的宗旨就是源于“释迦牟尼的觉悟”。

有关释迦牟尼觉悟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下面，让我们参照一下深受日本学术界好评的渡边照宏先生撰的《佛教》，来追寻回顾一下释迦牟尼求道成佛的生涯吧。

有关释迦牟尼佛传记的历史资料繁多。例如《大藏经》中就有不少详细记述释迦牟尼佛生平的典籍，但是其中不乏历史事实与传记记述混杂相间的内容。

我个人认为，所谓佛陀的传记，并不是仅仅传达事实经过，即类似现代的新闻报道。它是以传达宗教史实为唯一目的而撰写的。换言之，这种传记不脱离佛教的教理教义。归根结底它是一种具有宗教色彩的传记。因此，即使对待此类传记中出现的异想天开之谈，我们也应该从中汲取佛教倡导的教理和教义，即汲取佛教的真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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