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茶在日本的传播

对于“茶寄合”即斗茶的评价，不能一概而论，要有所区分。如农民斗茶，基本是为了赌输赢；文人斗茶，同样是赌，但要表现为流连诗画之风雅上的赌；武士斗茶，则是一掷千金的竞豪奢。其奢华程度，日本的军记物语《太平记》中有记载。战国时代，武家之族，以刀发财，富贵日来百倍，虽有锦绣铺地，却无片刻安心。因此，战时的“杀”，也是赌，是战场上之赌；平时的“赌”，也是杀，乃赌场上之杀。精神沉沦于黑暗里，日日在“杀”与“赌”中，循环不已。

“杀”与“赌”的代表者，是一名大将军佐佐木道誉，物语说他天天结众以茶会，日日“寄合”，极尽奢侈。调百味之珍膳，饮百服之本非，挂轴宝物如山堆积。吸引人的不是茶，而是为数几千万堆积如山的赌物或赌资，此外，醇酒美女，不一而足，这就是《建武式目》第二条为何要禁止“茶寄合”的原因了。

“日常茶饭事”的茶之心

日本人把常见不稀奇的事儿，叫作“日常茶饭事”。

茶和饭，本为两事，也能合在一起，如有名的“奈良茶饭”。茶饭，将煎茶注入饭里，再加以豆类、陈皮、栗子、野芋芽等。为坐夜船的旅人卖茶饭的奈良茶船，还有一字排开的“御前奈良茶”招牌的茶店，在日本都很有名，连俳句都要抬举它们，以为奈良茶里有灵感。

据说，松尾芭蕉曾戏言：“奈良茶吃三石，而后始知俳句之意味。”为什么俳句师会喜欢奈良茶饭？原因有两点，一是茶饭平常，二是茶饭朴素，如果有人不甘于这平常而朴素的奈良茶饭，那就意味着此人不是俳句师。“寂月澄清寂斋里，奈良茶饭唯一哥。”这是芭蕉有名的俳句，要从百姓日用中，用平常心去感受“寂”，因此，奈良茶饭就是“寂”的象征。

寂，是时间凝寂在空间中，一瞬间，感受生命之不动。那是忙里求闲一样的“闲寂”，是从天天要做要吃的茶饭中求“闲寂”，而非无聊之“寂”。“闲寂”在生活中带有审美的意味。

吃茶和吃饭一样，正是日常生活本身，日本人便从日常茶饭中寻思。喝茶有茶道，茶叶要碾得精细，茶具要擦得干净。茶道要用花来点睛，而花则因人而异。不同的人，要据其名望、地位、辈份，来选择合适的花。

茶道的核心是禅，是世俗化的禅，它把禅从寺院里解放出来，带到露地、草庵和世俗生活，把脱俗的禅僧，转化为在家的茶人，使禅亲近庶民。

“茶禅一味”，是由村田珠光悟出来的。而珠光本人，便是个还了俗的和尚。他11岁时，到奈良出家。20岁时，因厌倦了出家生活而还俗，漂泊了10年。他30岁时，来到京都，投在一休门下习“禅”。一日，珠光用自己心爱的茶碗点茶，一休突然用铁如意棒击碎之。珠光不动声色，一休叹曰：禅也在茶中！一休圆寂时，便将他收藏的宋代高僧圜悟克勤手书的墨迹传给珠光。珠光将墨迹挂在自家茶室，供奉于壁龛，而悟出“佛法存于茶汤中”。

他用平常心，将茶与禅、庶民茶和武家茶以及茶的“和汉之界”调和起来，使唐物庄严的书院式武家茶，变成了日本化的庶民之“日常茶饭事”。

室町时代，足利氏政权开始了日本和明朝之间的勘合贸易。贸易中，大量“唐物”渡来，其中包含了书画、茶碗等茶道具。日本将中国传过去的宝物统称为“唐物”。

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和八代将军足利义政尤好唐物，他们的藏品一览表——“君台观左右帐记”中，记述了大量的书画上品和精美的陶瓷器茶道具。其名贵之茶碗，竟令人叹为观止，有“曜变，建盏之内无上也”、“油滴，第二之重宝”的记录。珠光与足利义政交往很深，但珠光却主张淡化唐物。他认为，茶之达人，其理想应趋于淡然之境，趣味盎然于心或诉求审美，而非“唯物”。

审美之眼，从以唐物之豪奢为极致之美，而转向内心，珠光没有主张两者对立，而是强调，与其以圆满具足、完美无缺的唐物庄严的世界为人世最高之理想，还不如将就一个属于“日常茶饭事”的不完全的、不具足的、有欠缺的美的世界。